建筑随笔

台湾“新校园运动”启示

朱涛李抒青2020-11-24

成功融合了校园改革与教育改革

朱涛工作室自2004年在四川乡村设计希望小学起，便一直关注校园建筑。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朱涛写出《台湾9·21震灾重建启示系列》，其中一篇着重介绍“台湾新校园运动”。

该运动是指在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大地震，导致多所校舍损毁后，在民间团体的推动下，由台湾教育部提出的灾区校园重建工作中的核心部分。它号召建筑师热情投入校园设计，并鼓励校方和社区人士积极参与讨论，共同探索融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型校园空间。经过震后两年的努力，该运动创造出近四十所各具特色的新校园。

这篇文章曾启发朱涛和深圳的“土木再生志愿者同盟”的同道们在2008年6月发起了“新校园计划”，协助5·12震区的校园重建，也激励着朱涛工作室，一直不懈地探索校园空间创新与教育改革之间的互动，直到今天。

学校向来在社区空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场所，是文化赖以传承的桥梁，它体现着时代的风貌，寄托着无数人对未来的希望——是的，从学校建设质量的高低可以量度出一个社会，除了关注眼前的荣耀或困惑外，还怀有多少希望，去面向未来。

在很多国家，学校的建设超越了对一个单纯教育场所的要求。它还成为地方景观的地标，社区的活动中心，并且在灾难（战争、地震等）爆发时，它还要作为最坚固的民用设施，为灾民提供避难庇护所——学校是一个稳固的社区结构中最内核部分，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台湾的“新校园运动”，是指在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多所校舍损毁后，在民间团体的推动下，由台湾教育部提出的灾区校园重建工作中的核心部分。它号召建筑师热情投入校园设计，并鼓励校方和社区人士积极参与讨论，共同探索融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型校园空间。经过震后两年的努力，该运动创造出近四十所各具特色的新校园。

学校的重建，不单单是一批硬件修补和再造问题，也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再造再生的工程。在重建过程中，除了保证新结构的稳固，新设施的优良，还应该重新定位教育在社会事务中的地位，重新思考校园空间设计和教育体制、生态环境、当地文化传统以及社区空间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方面，台湾921震后重建中涌现出的“新校园运动”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教育改革和空间探索的先前经验

“新校园运动”不是在921震后一夜之间无中生有的。台湾198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以及社会中诸多探索新型教育空间的努力是它诞生的基础。

1968年台湾开始实施全民九年义务教育，政府相应制定了国中校舍的“设计标准图”。该标准一方面得以保证全台湾各地都能达到义务教育的基本标准，但同时也几乎强迫性地要求全岛各地，从山地、离岛、乡镇到各城市的学校都采用统一的“设计标准图”来设计校园。更有甚之，政府还按照“标准图”来控制建筑造价，统一调配年度建筑经费。这些措施几乎杜绝了校园建筑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制造出一大批千篇一律、毫无生机的校园建筑。

而在台湾自1970年代经济起飞以来，长年一味追求经济建设，忽视教育方式改革，致使其教育长期延续传统的权威崇拜、填鸭式教学、僵死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升学至上主义，极大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化成长和因材施教、灵活多样的教育环境。僵化的教育体制更强化了台湾校园的单调刻板的气氛：“一”、 “ㄇ”、或“口” 型布局、中轴线双边对称、中央配置衙门似的门厅、政治铜像和口号、以及供领导训话的司令台等等，所有这些汇成了当时台湾校园的统一风格。

自1980年代台湾政治解严，中央政府集权松绑以来，在各界的呼声下，台湾开始实施教育改革，努力向现代教育转型。自1985年始，台湾东部的宜兰县在民选县长的领导下，率先开始对全县中小学校园进行更新和风格改造，被称为掀起了“校园新风貌革命的第一页”。

宜兰的改革措施包括规定所有学校必须有整体规划后才能申请经费，设计必须选择优秀建筑师，委托他们先依照地方文化和环境特色做深入的研究报告，再展开设计，并在设计过程中积极听取老师、学生和家长、以及地方人士的意见。在施工中，宜兰县政府专门成立工程品质抽验小组，明确要求建筑师严格监造。

如此这般，二十多年来，宜兰县已经陆续更新了100多所校园。它们具有灵活开放的校园布局、与社区空间相融合、对地方文化和环境生态充分尊重、以及良好的施工质量等共性，被统称为“宜兰新校园风格”。

与“宜兰新校园风格”崛起相平行的是199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另一股“开放教育空间”的潮流。1994年4月10日，经过长期社会讨论，台湾知识分子和中产市民阶级发动了“410教改运动”，其目的在于推动教育摆脱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统格局，实现教育民间化和自由化。该运动除了提出教材编写民间化、师范教育多样化、升学管道多元化、教学方式人性化等多方面倡议外，还促进了一些学校积极地探讨“开放教育空间”，即提倡教育在尊重儿童的个性差异基础上，尽量以师生互动、多样化的形式展开——这就要求教室空间突破传统模式，具备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并能适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到1999年，一批“开放小学”在一些城市中陆续建成。但遗憾的是，由于此类学校往往造价较高，其影响始终未能波及到城市以外的乡村偏远地区。

1999年9月21日在台湾中部发生的大地震，使得全台湾1546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多分布在乡下的293所严重受损，需要重建——而在这重建过程中，“新校园运动”诞生了。

二．“新校园运动”：民间先行和政府推广

面对震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当时的台湾教育部长很快地号召民间团体来认养学校的重建，以减轻政府负担。震后短短一个月，数个民间团体（包括人本教育基金会、台大城乡基金会、都市改革组织等）组织起来，从教育和空间双重改革的角度出发，提出重建校园的理念：校园，绝对不应是钢筋水泥简单堆砌出来的呆板的火柴盒；震后重建成为将教改理念融入校园重建的、软硬件双重建设的历史契机。

在民间团体中，一向致力于社区工作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和力推教育改革的人本教育基金会，在第一时间内进驻灾区协助重建。两个基金会共认养了八所学校，成为推动他们“创造性的教育重建计画”中的第一批试点学校。该“八校计画”的共同点是：向学校推荐优秀建筑师；鼓励师生家长积极参加设计讨论；鼓励学校积极思考和发掘自身特色。为了启发各学校老师们的思路，让他们对教育空间有新的想象，两个基金会还热情邀请老师们去宜兰和日本，参观开放教育式的校园空间，帮助他们积极思考现代教育和学校建筑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

1999年12月底，地震三个月后，人本基金会与教育部沟通，希望能将“创造性的教育重建计画”经验推广，全面鼓励灾区学校重视规划设计，以达到“校园博览会”般的群体效应，可惜未得到当时教育部的积极回应。

2000年3月中，教育部明确了在校园重建中政府与民间的分工。它将293所需要重建的校园划分为A、B、C、D四组：A组为重建金额达5000万台币以上，以及5000万台币以下但整个校园需要重建的学校，由教育部委托内政部营建署代办（共41所）；B组为当时由教育部委托已经中标选定的PCM公司（亚新顾问公司）管理的项目维持原案（共22所）；C组为地方县市政府自办重建（共122所）；D组为51个民间团体认养自办重建（共108所）。其时，民间认养的学校重建工作已经大规模展开，而教育部直接代办的学校重建中尚没有一所启动。

经过2000年3月18日总统大选，台湾首次更换执政党。人本基金会再次燃起对新政府的希望，于4月初，邀请多个专业学会（建筑学会、都市计画学会、社区营造学会、《建筑师》杂志社等）一起召开了“校园博览会”筹备会。会间各团体一致表示愿意齐心推动，使这一运动得以实施。

2000年5月，各民间团体再次与新政府的教育部沟通。这次他们的“结合软体革新的硬体重建”理念和“校园博览会”概念，正好符合新任教育部领导欲大力推广教育改革的理想。终于，“创造性的教育重建计划”从体制外走入了体制内，成为由教育部正式推出的，针对灾区校园重建的“新校园运动”。

三．“新校园运动”的理想和原则

“新校园运动”在教育上力求改变过去一元化的填鸭式教育体系，在校园空间设计上尝试把人本教育、开放教育、小班教学、终身学习、校园开放、绿色学校等精神贯彻进去。该运动还希望通过校园创新，为未来台湾其它地区的校园改造，甚至公共建筑的建造提供新的标准。

为实现这些高远的理想，教育部制定了“新校园运动”八大原则：
1．确保安全、健康以及舒适的无障碍环境。
2．落实高效能、弹性化且符合机能的教学环境。
3．硬件可供作社区终身学习及景观地标的核心设施。
4．依据校园整体规划，推动校园重建工作。
5．成立校园规划重建小组，落实开放公众参与。
6．建立校园与学区、社区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模式。
7．确保校园重建期间，学习与生活环境的品质。
8．永续（可持续性）发展的绿色校园环境。

四．“新校园运动”在运行机制上的突破

在运行机制上，“新校园运动”实现了三大突破：

1．聘请专业建设管理顾问
在民间积极参与学校重建的同时，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建筑师、工程师等各公会、受灾县市的教育局、以及专家学者代表们共同组成了“校园重建工作小组”。该组织于震后一个月后提出引入PCM（专业建设管理Profess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机制来管理整个校园重建过程。PCM专业公司的管理涵盖整个校园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它的宗旨是为业主控制工程成本和进度，并确保工程质量。因为有了PCM，本不熟悉工程事务的校长和总务主任，得以放下监管工程的重任，将精力集中到恢复教学的工作上去。PCM的引入，从根本上保证了以后“新校园运动”中多重组织协同工作的效率。

2．公开选拔优秀建筑师
“新校园运动”的目标一经确立，教育部长特地给台湾的建筑师们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该信首先称在921震灾中如此多的公共建筑损毁，“几可视之为‘国耻’”，而其中学校损毁的严重程度“更是令人心痛”。接着该信宣布：“我们提出‘新校园运动’将作为灾校重建的主轴，期望整合公私部门的力量来推动重建……新校园运动不仅要让重建的校园达到安全、美观与实用等基本要求，更要在重建过程中推动一系列‘校园经营实验计画’，鼓励学校与社区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校园经理模式……我们坚信，这样的新校园运动不仅是灾区重建、洗刷国耻的一环，更将成为未来台湾其他地区校园改造的新基准。”

随后，该信还特别保证要改正以往公共工程项目的通病——“在执行上往往缺乏整体规划观念，加上设计费率低、规划设计时间紧迫、行政手续烦杂，优秀的设计师通常不愿参与，设计品质因而低落并造成恶性环境。” 最后，该信表示：“我们愿意拿出最大的决心和至高的诚意，邀请全国最具热心与创意建筑师投入，让灾校重建得以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很多建筑师为此信感动，欣然报名参加。

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为确保良好的建筑创作机制，政府实行了一整套有力措施，其中包括通过一系列公开的建筑提案竞赛来选拔建筑师，赋予中选建筑师合理的设计费，还有十分重要的，给予他们充分的规划设计时间——比如有些学校设计周期长达半年以上，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吸引了全台湾一大批优秀建筑师的积极参与，激发了他们空前的创作能量。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央政府的“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不是高高在上，在台北实行遥控，而是特派专员驻扎到灾区各县，长达数年，以极高的效率指导和协调校园设计和重建工作。

为了统一和行政官员们的沟通渠道，建筑师们也自发成立了“新校园运动合作社”。作为协调建筑事务与行政事务之间的平台，该“合作社”一方面替建筑师们将行政事务化繁为简，另一方面则作为教育部“新校园运动”的执行者与监督者，确保建筑师们能真正将“新校园运动”的理念落实到设计中。

3．施工招标采用“最有利标”
高质量的施工是实现优秀的设计理念和确保建筑安全性的主要保障。教育部在其代办的学校的施工招标中打破了先例，由震前通行的“最低标”招标方式（即施工公司报价越低越容易中标，这难免导致“偷工减料”），改为“最有利标”方式，即聘请施工与工程界中信誉好、资深且有丰富的专家组成评委会，来甑选出业绩、能力、信誉等皆佳的施工单位，以确保施工质量。

五．“新校园运动”的成就

经过震后两年的努力，“新校园运动”创造出近四十所各具特色的新校园，尽管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检讨的问题，但其取得的多方面成就更是为台湾各界所称道。

在设计创意上，很多“新校园运动”作品深入思考了现代校园的功能和空间文化内涵。在校园功能配置上，很多校园具备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并且有趣好玩，其教室也发展为弹性开放的教学场所，并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的成长需求；在校园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上，绝大多数校园用绿篱或开放空间取代了过去封闭的围墙，使校园与周边社区在空间紧密融合；很多校园还显示了对地方文化的尊重和对生态环保的重视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由民间认养重建的校园，虽然没有教育部的直接介入，但因为921地震前后的教改理念已基本成为社会共识，而所有参与者都把为受灾学童提供美好的学习环境、追求更光明的未来为目标，所以他们也多少把“新校园运动”的理念带入了校园重建中，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和教育部直接监管下的校园不相上下、各具特色的新校园。

难能可贵的是，“新校园运动”的能量不仅仅局限在短暂、局部的震后校园重建。现在，它正在向全台湾扩展，一直影响到国立高中职业学校，以及各县市政府所属的中小学校园的改造。它真正成为一个有力推动整个社会深化教育空间改革、推广环境意识、促进社区建设、和进行其它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

“新校园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与台湾的“921重建”相比，512大地震重建在受灾的规模和严重程度上，在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等诸方面都有着重大差异，而且在校园重建上，似乎也没有台湾经过教育改革积累下来的那么鲜明的现代教育理念和对新型教育空间的追求。但台湾的“新校园运动”仍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在笔者看来，综上所述，最重要的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 远见卓识

台湾参与 “新校园运动”中的各界人士，他们对教育和校园空间之间互动关系的远见卓识汇成了该运动的思想源泉。同样，在我们的校园重建中，从教育部、省教委、各市县教育局、以及数千所亟待重建的学校的领导，到无数个热心参与校园重建的团体和个人，我们也同样需要具备针对教育和教育空间的远见卓识——这是我们得以高质量完成重建工作的思想基础：学校的重建，不单单是一批硬件修补和再造问题，也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再造再生的工程。

2. 通力合作

台湾“新校园运动”充分发挥了社会各界的合作精神和能量。该运动先由民间团体启动，接着由政府推广，再经由众多专业团体的合作才得以成功。我们也同样需要打造出一系列社会各界可以通力合作的机制和平台。

3. 民众参与

台湾“新校园运动”为民众提供了参与学校设计的管道。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创造了校方、家长和社区参与讨论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吸取经验，发展出类似的参与式设计过程。当然，该过程中的讨论和争辩会拉长设计和建设的周期。但是，这是绝对值得的！“教育是百年大计”，而新校园是实施百年大计的平台。只要重建部门领导和建筑师们细心加以铺垫和协调，民众的参与讨论可以激发各方人士对校园的新想象，可以容纳众多人对未来的希望，最终我们的新校园定能以美好的形式成为孩子们接受教育的场所，成为文化赖以传承的桥梁，成为时代风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