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中国建筑”的观念构筑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演讲之二

1932年，对世界建筑和中国建筑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纽约-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国际式

这一年的2-3月，美国建筑史家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 ）和建筑师约翰逊（Philip Johnson）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举办了展览“现代建筑：国际展览”（”Moder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并出版了《国际式：1922年以来的建筑》（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一书。该展览和书汇聚了一批在1920年代修建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是对正在欧美迅速发展的“现代建筑运动”的一次大展示。

今人一提“现代主义”或“国际式”，恐怕十有八九都会说：啊，我知道，它是一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新风格。但是，且慢，1932年希区柯克和约翰逊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谈国际式与西方建筑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他们说，长期以来，西方建筑存在着两大相互冲突的体系：以实体塑造为主的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和以框架结构见长的哥特建筑。自18世纪中期开始，古典复兴和哥特复兴成为两大潮流。很多建筑师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体系之间竭力调和，并试图容纳新的建造方法和功能需求，产生了各种折衷的风格。

如今，正崛起的现代主义新风格——他们称为“国际式”，带来了希望。建筑师们终于能有效地融合这两大传统，又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形式语言和文化价值：

在处理结构上它与哥特式相关，在处理设计上它更接近古典式。在赋予功能处理以至关重要性上，它与两者都不同。

在处理结构上它与哥特式相关，在处理设计上它更接近古典式。在赋予功能处理以至关重要性上，它与两者都不同。

希区柯克和约翰逊二人进一步将“国际式”归纳出三大形式“原则”：建筑作为体量（volume）而不是实体（mass）的表现；构图追求平衡而不是对称，避免运用装饰。就这样，二人将欧洲新兴的现代主义建筑，统一贴上“国际式”标签，加以历史理论的阐释，总结形式原则，给它注入了新能量，有力推动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

北平-梁和林-中国建筑

同在1932年春，刚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才半年的梁思成（31岁）和林徽因（28岁）做了两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辟性工作。

3月，梁林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3-1，1932年3月）（以下简称《汇刊》）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首篇中国建筑史研究论文：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以下简称《唐代》），和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

梁文尝试描绘出“中国建筑”的演变脉络。在这脉络中，梁认为就像“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黄金时代”一样，唐代建筑应占据中国建筑史的最高地位。梁这一理想与晚清以来中国众多的民族主义者们对中国文化命运兴衰的判断直接相关，即中国文化从上古起源，到盛唐达到高峰，在宋进入“醇和”之境，自明清开始衰落，这才导致晚清以来备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境地。而今只有努力“整理国故”，才可能 “再造文明” ，用林《特征》里的话，就是促成“第二潮流的革命”。

林文概括了“中国建筑”为东方建筑中的一个独立体系，源远流长，历经外来文化影响，而没有产生根本剧变。“中国建筑”采用木框架结构，其诸特征归结起来都遵循 “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即每一个部件都符合结构和功能理性。这一点与西方哥特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相通。

林不见得能在1932年3月就读到希区柯克和约翰逊一个月前出版的《国际式》，但她的文字显示出她对当时的现代主义发展，及其与西方建筑传统的传承关系相当熟悉。她之所以如此坚持以西方建筑中的“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阐释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就是基于一种信念——梁也持同样信念——我称为 “梁林猜想”三段论：

1、中国建筑中典型的木框架结构，在原理上是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通的；

2、既然，西方哥特式建筑，经过18～19世纪西方建筑史家们的诠释和建筑师们的探索，利用铸铁、钢和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实现了向现代框架结构的转化，催生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3、那么，中国木结构是不是也同样有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力？

林文的结尾，无比清晰地表述了这个想法：

关于中国建筑之将来，更有特别可注意的一点：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和“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要。若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建筑等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垒砌制，致多墙壁而少窗牖。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梁文是历史性的，重点在“整理国故”，为他们即将大规模展开的中建史研究确立了一个终极目标——向后回溯历史，直抵唐代建筑的高峰；林文则更富理论性，在总结“中国建筑”的原则基础上，立意指向“再造文明”。她为中建史研究确立了另外一个终极目标——向前推动历史，催发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以后梁林及营造学社同仁的十几年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这两个终极目标所交织起来的概念框架中展开。

4月，梁思成带其弟梁思达，在北平乘长途汽车，“第一次离开主要的交通干线“，去蓟县考察了独乐寺，并于同年6月在《汇刊》上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正式开始了营造学社以后长达十几年，大规模实地考察古建筑遗物，并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研究历程。

2010年夏天，当我刚开始写《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的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时，我找出《汇刊》，将梁林这两项工作的时间精确还原到月份：梁林的首篇论文《唐代》和《特征》发表在3月，而梁对明清以前的古建筑实地考察开始于4月，我在直觉上产生两个疑问：

第一，关于他们的治学方法：他们是不是有点“观念先行”？我们总是说梁林及营造学社同仁开辟了中国学者通过实证调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河。但是梁林的“实证”似乎与通常我们所说的“实证主义史学”不同。

比如，我在书中提到与梁林同时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代表人物傅斯年。傅极端强调客观史料的重要性——“史学就是史料学”，同时坚决反对史学家为他所考察的历史加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将历史研究作为个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去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而梁林的“实证史学”，虽然也强调收集“实物证据”，但他们先在理论上构筑好一个异常完备的“中国建筑史” 和“中国建筑”的概念框架，然后再花十几年的实证调查，收集证据，去填充这框架，以期最终能催发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建筑在现代的复兴。这不正是傅斯年所反对的，通过史学来推行“运动”或“主义”？

我发现，在建筑史学界，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西方现代建筑运动意识形态影响的建筑史写作，经常会出现这样的 “操作性史学” （operative history），如Sigfried Giedion的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这种史学，与其称为“实证主义史学”(positivism)，是不是更接近 “理想主义史学”(idealism)？当然，我无意做任何褒贬，而是开始意识到他们治学方法的独特性。

第二，关于他们的知识来源——这是个更基本的问题：在梁林展开大规模实证调查之前，就能写出涵盖中国建筑史整体演变的论文，他们的中建史知识源于何处？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大致推测，在1932年3月，梁林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来自两方面：一是有限的古建筑实地考察，恐怕仅集中在沈阳和北平两地的明清建筑；二是书本资料，这包括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日本建筑学者的著作，因为他们的研究在当时最为领先），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读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一些民间“算例”，还有正在破解中的宋《营造法式》。简言之，当时梁林对中国古建筑整体历史演化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

梁文

梁的《唐代》的知识来源较容易梳理。在1932年，梁尚不能肯定中国大地上还有没有唐代遗构，他说“既然没有实例可查，我们研究的资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献方面”——梁通过文献阅读，汇集起他对唐代建筑的了解和想象。

其中，梁在文中明确地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是“最重要的资料”。梁还在文后的“参考书”一栏中列出了11本参考文献，大致可分两类：中国古典文献与外国学者专著，前者包括《图书集成》、历史地理文献、地方志和《营造法式》，后者包括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及一批日本学者如伊东忠太、冢本靖和关野贞等的著作等等。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把握梁文的知识来源。

梁文的重大意义在于，完全借助于文献阅读，就在概念上为中国建筑史构筑起一个最高的“唐代建筑”范式。自1932年这篇论文始，寻找“唐代建筑”，以及梳理后世建筑与唐代建筑之间的传承关系，便成为梁及其营造学社同仁构筑中建史的核心工作之一。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在一个月后，面对独乐寺这座辽代建筑，其“压倒性的感受”是与他想象中的唐式建筑 “极其相似”（见天津大学丁垚老师的《发现独乐寺》，《建筑学报》2013年5期）。当然，我们就更能体会梁林及同仁在1937年终于找到唐代遗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无上欢欣。

这里插述一段，长期以来，中国建筑史界只说梁于1932年4月“发现”了独乐寺。两位中国学者，结合中国、日本双方的史料做的研究，可帮我们破除成见：

一篇是天津大学徐苏斌老师的专著《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该书写道，1931年5月底，日本学者关野贞在去调查清东陵的路上，经过蓟县县城，偶尔发现了独乐寺，并准确判断出它为辽代建筑。关野于6月回到北平，告诉了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及时任文献部主任阚铎。梁思成于9月初加入营造学社，本计划在当年秋天就去独乐寺调查，但因时局变化，推迟到第二年4月成行。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关野贞是发现独乐寺的第一人。我们也可以推断，梁思成考察独乐寺，极可能是循着关野的线索去的，或关野的发现成为梁的考察的线索之一。

另一篇是天津大学丁垚老师的论文《发现独乐寺》。该文不仅用更详实的史料支持上述推断，还仔细比较了关野和梁二人考察独乐寺的不同侧重点：关野直接聚焦于该建筑的辽代构造，而梁则更关注它所体现的“唐风”，以及它在中国官式木构的唐宋辽金元明清演化谱系中的上下传承关系——用丁老师的话说：“哪里只是在勾画辽式特征，分明是找寻一部‘中国建筑史’。” 丁老师这篇论文弥足珍贵，实为当今梁思成研究的典范：在国际视野中严谨考证，精确还原历史语境，在梳理出梁思成向国际同行借鉴的基础上， 帮助我们准确认识梁在中建史研究中的独特成就。

林文

林的《特征》一文没有附“参考书目”，但也值得仔细梳理其历史知识来源。它与梁文一样意义重大，它在理论上主导了营造学社以后十几年调研中国古建筑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梁林在以后不同年代中撰写的一系列反复归纳“中国建筑特征” 的论文，基本上都是从《特征》脱胎而来，只不过又结合了当下的政治、学术语境，加以改编。（如林《《清式营造则例》·绪论》（1934）；梁“第一节 中国建筑之特征”《中国建筑史》（1944）；梁《建筑的民族形式》（1950）；梁《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1951)。）

《特征》一文在开头这样论述“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

林认为更独特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组织上并不缺乏变化，其间更有多次与外族的和平接触和武力争斗。那么，“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在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林的论述高屋建瓴、清晰有力，极符合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认同，但这些观点并非她的首创。因为，如前所述，当时28岁的林甚至还没有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经验，更不要说有对“世界建筑”，尤其是印度和回教建筑，进行实证考察的经验。换句话说，她不可能是在个人掌握第一手知识的基础上，将“中国建筑”纳入“世界建筑”体系，做如此宏观的判断。当时谁拥有这第一手知识，能做这样的宏观判断呢？只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伊东忠太。

东京-伊东忠太-世界建筑中的中国建筑

在1932年，西方学界对世界建筑体系的论述仍由弗莱彻尔的“建筑之树”统治——主干为西方建筑，自根部到树冠，经历希腊、罗马、罗马风建筑和“罗马影响”各阶段，直到最新的美国摩天楼。中国和日本建筑则被合在一起，与印度、亚述、埃及、墨西哥和秘鲁建筑一样，被画成远离主干的分支上一片孤零树叶。虽已有西方学者（如德国的伯希曼、瑞典的喜龙仁等）发表了专著，对中国建筑加以重视，但当时唯一有实力提出世界建筑体系新论，以取代西方中心主义的“建筑之树”的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

伊东在1893年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假说：奈良法隆寺的样式似乎源于雅典帕提侬神庙，日本建筑之美当源于古希腊。为了佐证这一假说，在历史写作上让日本建筑“脱亚入欧”，他在1902年3月到1905年6月间，花了三年多时间，从日本出发，经中国、缅甸、印度、土耳其、希腊、埃及、耶路撒冷、小亚细亚等地，横穿亚欧大陆。在实地考察了各地建筑文化的分布和传播后，他推翻了自己的假说，判定日本建筑的源头不在希腊，而在中国。于是他提出“水波纹式”的世界建筑三大文明圈构想——世界建筑分古代、东洋和西洋三大系，其中东洋系中又包括中华系、印度系和回教系。（伊东有时在论述中，又将古代系放入东洋系中，称之为西亚古代系。）

伊东研究中国建筑的本意是确定日本建筑的起源，却也开辟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河。1925年8月到1926年7月，他集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的调研，在《东洋建筑史讲座》丛刊上连载发表《支那建筑史》（No.5-16，1925.8-1926.7）。1930年6月，伊东受朱启钤邀请，在营造学社成立大会上做了“支那建筑之研究”演讲，其中文版演讲稿发表于《汇刊》1-2，1930年12月。在演讲中，伊东列举了《支那建筑史》一书中对中国建筑七大特征的总结——稍后详述，然后谈到中国与外国建筑之间的关系。

伊东说，从上古至汉的西域诸国，到六朝时的波斯、印度、犍陀罗、回教及西藏，都对中国建筑产生过影响。但各种外来因素，都最终融化于“支那风味”。1931年3月，伊东的《支那建筑史》单行本出版。同年9月，伊东将单行本赠给营造学社（《汇刊》2-2 ，1931年9月刊有伊东赠书记录）。该书于1937年又出中译本，更名为《中国建筑史》，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

（详见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我在自己书中引述的伊东文字源自他1937年的中译本。据徐苏斌对照， 1937年中译本是根据1931年日文单行本翻译的，而1931年单行本与1925-26年版在绪言、第一章、第二章（前期）等部分相同。感谢徐老师为我对这部分史料进行详细对证。）

林与伊东

我前面提到林在《特征》的开头对中国建筑在世界-东方建筑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历经外来影响“线索不紊” 的论述。现在让我们读读伊东的：伊东在《支那建筑史》中第一章“总论”第一节“中国建筑之位置”中说，如将世界建筑大致分“东西二派”，中国显然属“东洋系”。而“东洋系”又分中国、印度、回教三大系。他很清楚地说在这三大体系中，印度系自回教传入以来有巨大改变，古代形式已不复存在；回教系本身今天又“极其不振”，“仅存其残迹而已”。相形之下：

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持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

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

将林《特征》（1932）的开头部分与伊东《支那建筑史》（1925-26、1931）第一节开头部分对照，我认为林借鉴了伊东关于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相比印度、回教建筑后来的剧变和衰落，中国建筑虽经多年演化，仍保持其古代特色的论述。我的理由是：两者的文字极其相似，观点相同，而这观点在当时尚未成为常识性知识，伊东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经过广泛实地考察而得出该结论的学者。

有读者质疑《支那建筑史》的确切出版年代，进而质疑 “林借鉴伊东”一说是否在日期上成立。前面我提到，《支那建筑史》最早在1925-26年《东洋建筑史讲座》上连载，林可能没读过这个版本。但是伊东在1930年营造学社成立大会的演讲中介绍了他书中的主要观点，其演讲稿（中文）登在1930年12月的《汇刊》上。1931年9月，伊东又将6月出版的《支那建筑史》单行本赠给营造学社。林在1932年初写《特征》一文时，不可能没读过伊东这么重要的论述。至少，“林借鉴伊东”的判断在日期上是成立的。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二人如何定义“中国建筑”。伊东的《支那建筑史》，虽然探讨的历史阶段仅限于从史前到南北朝，但其考察角度却很多样，材料也很丰富。在讨论“中国建筑”时，他首先给予较充分的历史年代、建筑类型、地理区域、文化传统，甚至族裔族群和用户阶层的界定。比如在“中国之国土——地理”一节中，伊东说谈论“中国建筑”，就如同谈内涵丰富的“欧罗巴建筑”一样，“甚为茫漠”。他建议至少在地域上应把“中国建筑” 分为北中南三个区细加考察。还有，伊东论及的建筑类型也很多样，包括都城、宫室、佛寺、道观、坛庙、祠堂、陵墓、住宅，其涉及的建造体系包括土、木、砖石以及各种混合结构。

而林徽因在使用“中国建筑” 这个“大词”时，则通篇没有交代她的概念界定，而是似乎理所当然地就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首先宽泛地说，我认为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症候：晚清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概念本身就处在持续变动的状态，而与之相应兴起的，为“保族、保种”而倡导“种族合群”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概念上也一直处在不断构筑和调整中。今天我们仔细推敲当时各历史阶段中的概念用法，往往会发现多重歧义和盲点。比如梁启超于1901年《中国史绪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即获得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认同。然而该概念在使用上异常混乱，有时被直接等同于汉族，有时则囊括满清疆域内所有民族。后来为澄清混乱，梁启超不得不称前种用法为“小民族主义”，后种为“大民族主义”。与此类似，我们不妨说，林将“中国建筑”等同于 “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小中国建筑”定义。但是，具体到建筑史写作上，我认为林的狭义操作，绝不是简单的行文疏漏，而是极其重大的观念构筑。她一定认为，在广义的“中国建筑”中， 只有“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才最能与西方希腊、罗马和哥特建筑取得相当的地位，而且它有着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这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她和梁思成及同仁们接下来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接下来，比较一下二人对“中国建筑特征”的具体阐述也很有意义。伊东在书中第七节用七点概述“中国建筑之特性”：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材料构造、色彩、装饰花样。而林文则概述了中国建筑有五种典型特征：曲面屋顶、斗栱、色彩、台基、平面布置。

我的判断是，林的“特征”论述在知识层面上也参考了伊东的“特性”论述。理由和前面一样：第一，从文本上读，林与伊东的论述内容确有重合之处——我下面会谈到；第二，再回到当时的语境，在1932年，林尚未有丰富的古建筑调查经验，基本上靠书本知识来构筑她的“中国建筑”论述。而伊东的“特性”论述是基于他先前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史的系统调研，是林在1932年能读到的最权威、最全面的对中国建筑的总结。

我同时也要强调，我这判断并不抹杀林的独创性，而恰恰可以帮我们真正精确地认识林的独创性。林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参考了伊东的论述，但她使用了与伊东极不相同的论述立场和框架，因而发展出她自己的独特论述。如前所述，伊东阐述的是“广义的中国建筑”，他不光阐述的对象丰富，对中国建筑特征的阐述立场也很多样，涉及到社会、文化、构造等多方面因素。而林则采用了阐述对象和立场的“双重缩减”(double reduction)。她的阐述对象聚焦到“狭义的中国建筑” ——“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她的阐述立场只有一个：“结构理性主义”——强调合理结构对建筑形式的决定性，提倡美学与结构的高度统一。林的这一针对中国建筑全新范式的建立，致使她的所有判断，即使其中有些知识是借鉴伊东的，都一下子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比如，在“平面”中，林说中国建筑大多呈对称布置，但也在园林等处追求些曲折变化。该论述与伊东的“平面”论述完全一样。而且林对形成平面背后的社会原因的讨论——原始宗教思想和仪式、社会组织制度和习俗惯例等，也与伊东的分析——中国建筑平面以“仪式、体裁为本位”，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下来的观点极类似。但与伊东不同的是，林还提出中国建筑平面上的 “间”是由独立的柱子限定的。也就是说，除社会因素外，林还指出结构因素；林的“屋顶”和伊东的“外观”中对屋顶的论述都谈到中国建筑的曲面屋顶特征，但林不但把“屋顶”从伊东笼统的“外观”范畴中拉出，单列出来，还特别强调屋顶的结构和功能性；二人都论及“色彩”，但林强调色彩对结构的美化作用和功能性，而伊东主要从中国人的文化习性谈色彩品味；林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不单把“中国建筑”缩减为“官式木结构建筑”，还更进一步，把“斗栱”单设为一个范畴，强调它是中国建筑中最体现结构与美学“有机”结合的部件。而伊东在“材料构造”中则比较广泛地概述了多种结构体系，在讲木结构时仅仅简略提到斗栱；同理，林将伊东完全没提到的“台基”列为一个范畴。这同样也是因为林仅关注中国建筑中规格较高的官式木构——只有在这些建筑中，“台基”才普遍存在，以衬托“壮伟巍峨的屋顶”。而伊东所关注的建筑类型和规格非常多样，“台基”便不成为一个共有特征（顺便一提：伊东先前在1901年考察紫禁城后，首次总结了中国建筑的几个特点，其中还有一点“坛之秀高”）；最后，这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伊东的“外观、装修、装饰花样”三个范畴，在林的“特征”中根本就不存在。显然它们被林看作是次要的，附属于结构的填充物或装饰物。

综上所述，我认为，林徽因的《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在整体中国建筑体系和具体特征的两部分论述中，在知识层面都对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有所借鉴。当然，林文还有很多其它学术来源，如“结构理性主义”源于西方建筑论述，等等。林的独创性在于用“结构理性主义”，将她从伊东处借鉴的，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建史知识编辑、重组，发展出她独特的论述。

通过梳理梁林1932年3月发表的《唐代》和《特征》的学术来源，我的结论是：梁林这两篇论文，包含着诸多知识元素。就单个元素而言，极少是他们原创的。他们的创造力体现在强大的知识综合和思想提炼上。他们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观摩明清建筑，向民间工匠学习，汇集外国史家对中国建筑的认识，从当时迅猛发展的现代主义和西方建筑历史演变中同时吸取灵感，将历史主义、结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诸多思想线索强有力地扭结在一起，编辑、组合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在他们大规模展开中国古建筑调研之前，就已经构筑起非常完整、独特的“中国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框架，用以指导他们下面十几年的中国建筑史调研。

为什么梳理？

梁林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中的杰出人物，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仔细梳理他们的各种学术来源，不仅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建筑思想的演变，反思中国建筑的现代学术体系的构筑和发展。我的书考察了梁思成从1930-1950年代的心路历程，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对梁的各种学术来源的梳理。比如我今天集中梳理的是梁林1932年对“中国建筑”概念的构筑。这在我看来，对反思“中国建筑”在整个二十世纪，直至今天的定位和发展，都有切实意义。这是我钻进故纸堆，做这些梳理的初衷。

我在1月8日理想国文化沙龙演讲中提到 “林徽因借鉴伊东忠太”，引起强烈争议。一些媒体和读者以为我在揭发林“抄袭”——这实在是误解。我的梳理工作打开了一些学术问题，而不是给问题盖棺定论。我无意对梁林做任何学术品行的道德判断。

我打开的学术议题中，除了有系统反思“中国建筑”概念构筑外，还包括系统梳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创阶段，中日两国学者各自扮演的角色，相互的影响，及各自的成就和差异。在这议题上，我有很大局限：我不会日文，无法直接读日本学者的日文原著，而只能通过中、英文间接阅读有限资料，因而我的工作仅限于提出几个问题，做些初步观察和判断，并不能深入和系统化。该工作的深入展开，有赖于其他一批真正有语言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学者。我在2009年9月写完第一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做出“林借鉴伊东”的判断后，曾向日本学者写信请教。这过程帮我意识到：在反思中国建筑史学构筑上，我们迫切需要国际视野，尤其与日本学者多交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早就不该是以民族自尊、先贤名声为核心价值，来僭越学术研究的时代。我们应相信跨国界、理性、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意义。

我提个具体建议：中国建筑史界，可不可以邀请日本学者和其他国际学者一起来，共同开几场学术研讨会，合作一些研究课题，比如像丁垚老师做的“发现独乐寺”一样，做一系列“发现云冈石窟”、“发现应县木塔”、“发现华严寺”、“发现佛光寺”、 “发现中国民居” 、“发现中国城市”等课题。各方都拿史料、观点来，平心静气地甄别、讨论，细细研讨一下这些中建史中里程碑似的“发现”，究竟是如何“发现”的？各方学者的传承、影响、成就、侧重点在哪里？后人是如何选择性地了解、评估前人的工作的？这样即便不能消除相互间隔阂，至少能有助于知道各方的差异。相信这会推动中国建筑史学史的还原工作，帮助我们反思中国建筑史学的构筑，也是对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史学先驱们的莫大宽慰。

只有在梳理清楚先驱的学术来源的基础上，历史研究才能帮助我们抵制集体健忘症，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不然，我们就永远活在记忆的片段中，虚幻的神话里。

历史 vs. 神话，或乏味的共识

我的书考察了梁思成从1930-1950年代的心路历程，尝试读解梁与他所经历的时代的复杂性。在本书宣传之初，关于它“终结梁思成神话”的说法一时在媒体上流行，既吸引了眼球，也激起部分人的反感，将这说法看作是对梁思成的学术成就和声望的挑战和否定。

我是这样理解的：所谓“梁思成的神话”，其实与梁本人无关。因为很显然，任何人都不是神，任何人都不可能自己变成神。“梁思成的神话”，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精确地说，是后人构筑起来的“对梁思成的阐释的神话”。针对历史人物，如果后人不进行历史性分析，而仅仅抽象地颂扬和缅怀，那就是在制造神话话语。我认为在对梁思成的研究领域中，确实存在着很多神话话语。我不认为我的书能一举“终结神话”，但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确实是想对抗很多神话话语。我完全同意书封面上的推荐语：“在神话终结处，历史的幽灵探出头来”——只有众多有批判自觉的历史学者，共同努力，去除神话的遮蔽，才能将历史的深意揭示出来。

如果“神话”这个词修辞性太强、太过戏剧性，太容易引起读者的强烈情感反应，或许英国史家John Plumb的 “乏味的共识”（bland consensus）概念更中性，更利于理性地讨论问题。“乏味的共识”是指那些公众不加思索就接受的，寡淡无味、毫不激发人思考的共识。Plumb说：乏味的共识并不能帮助我们推动历史知识的增长。也正因此，在大家都广为接受的解释框架内不停地积累证据（去反复证明已有的“乏味的共识”），其实没什么意义。我在书的前言中形容对梁思成的研究 “铁板一块”，就是感到这领域中有太多 “乏味的共识”，有太过单一、僵硬的解释框架。

在1月8日理想国文化沙龙中，我还说对梁思成的研究（当时指对1930-40年代梁思成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的空白，大量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的挖掘史料来分析的” 。我无意全盘否定所有研究梁的成果——它们之中确实有通过独立挖掘史料来还原、分析历史的优秀成果。我的工作深深受惠于它们，其中包括汉宝德、夏铸九、邹德侬、李世桥、赖德霖、赵辰等先生对梁学术体系的新颖见解，以及林洙、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王军、陈薇等先生对梁的系统的历史研究和资料整理。我在书后三十多页的附注中，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注明我的借鉴来源。

我之所以说这样不恭的话，是出于一个“无知无畏”、初涉梁思成研究的学者，对该领域现状的不满和对它的期待。无论如何，相对梁思成的重要性和丰富性而言，如果把现有的对梁的研究成果堆在一起（梁的全集、文选等基础资料除外——该整理工作的确成果卓著，功德无量），说它们“硕果累累”，我是不会信服的。现在已出版的关于梁思成的传记和学术专著，不下十本。但要把里面的干货——独创内容揪出来，三四本书的容量恐怕就够了。研究梁思成的论文数量可观，可认真检视一遍，有多少篇是有新史料、新方法、新见解，或更基本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大量的文字读起来像在悼念已逝的中共老干部，在简单地重复说梁如何从伟大走向伟大，在重复有限的几个“乏味的共识”。

在还原真实和复杂的历史，解释丰富的来源和意义，反思中国现代史学构筑的工作中，“乏味的共识”是我们巨大的智识障碍。能不能更精确定位梁的伟大之处？能不能除了分析他如何伟大之外，还揭示他的内心冲突，他与外在环境的互动，他求索中的前后矛盾，他的盲点，他的糊涂，他所犯的低级错误，他努力追赶时代，但在风向莫测的时代浪潮后屡屡扑空的尴尬？梁不是铁板一块，他的同僚和敌手、时代、建筑学、政权、政治、中国与世界，等等，也都不是铁板一块。在历史大潮中，没有谁是无限伟大、绝对纯洁的圣人，也没有谁是彻头彻尾的恶魔。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人处在一个各种因素、力量交织起的复杂网络中。而在下一个时刻，有可能整个格局都变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也变了。很多历史中的因素、力量，看似早已消散，可它们仍在牢牢地控制着今天的我们。很多问题，看似与今天毫无关系，可一经深入阐释，它们便可能焕发出崭新的意义。只有当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时代的复杂性，以及彼此间互动的复杂性被充分理解和阐述，历史的深意才会被真正揭示出来。

动态、复杂的历史需要相应动态、有效的历史观念和方法。历史是活生生的，史学研究也应该是活生生的。

（本讲稿整理自：2014年2月16日 广州方所书店讲座《1932：“中国建筑”的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