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思想

重新开端—— 康“起源”建筑思想的起源 | 纪念路易斯·康诞辰120周年

朱涛2021-02-19

“我的目的是能读到第零卷——这一卷尚未被写出。”

“我爱起源。我为起源所叹服……我喜欢读英国史，我有很多卷，但我不读其它，只读第一卷。而且在第一卷中，我只读前三、四章。我的目的是能读到第零卷——这一卷尚未被写出。”

——路易斯·康（Louis I Kahn）

2021年2月20日，是伟大的建筑师路易斯·康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有各种纪念活动。空间行动在今天重发本文，再次回顾早期康探索建筑之路的努力，追溯他关于“起源”的建筑哲学的起源。“回到起源、重新开端”——以此为出发点，阿伦特开辟出一整套原创的哲学和政治思考，康则为世界奉献出一批恒久的空间杰作。

我对路易斯·康早期的一个命题感到着迷。

我称“康早期”，并不是指他的年龄——当时康已经52岁——而是指52岁的他，在建筑思考和创作上才刚刚梳理出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议题。在这个议题指引下，在接下来21年中，康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建筑境界。

那是1953年。康给拍档安·婷（Anne Tyng）写信，非常兴奋地说“我终于搞清楚了真正的建筑设计”。信中写到，在普林斯顿的一个教育会议上，他提出建筑设计应经历三阶段：“空间性质（Nature of Space）－秩序（Order）－设计（Design）”。

第一阶段：空间性质

“空间性质”是指每个建筑项目中“本质性”空间要求和组织关系。现代所有关于空间的类型，建筑类型的界定全部都过时了，我们如何要重新定义空间性质？这是早期的康提出的问题。

康特别强调，空间性质一定不能从一套死的功能任务书推导出来。我们今天经常感受到，很多业主对项目的界定过于粗浅——可能出于产业压力，也可能是业主缺乏空间认知。很多任务书逻辑前后不一致。业主自己没有想清楚，请的那些策划团队也就是收集一些市场通行的“户型”和现在流行的趋势等，但很少人考虑清楚设计任务中空间本质的要求。康认为建筑师不应把业主给的功能任务书想当然接受，匆匆设计，以简单实现业主需求为终极目标。而在他看来，当代社会关于项目空间组织关系的界定大多也已经是陈词滥调，“腐烂到内核”。建筑师要针对每个项目重新思考、探索，重新定义项目的空间性质——用今天的英文，姑且说 re-programming。

比如说公共空间。我们今天会轻易把一个购物商场里的中庭叫公共空间。有时候一个甲方拿了一块地之后，外面让出一块空地，虽然产权上仍是私有的，我们也叫它公共空间。我们很少想公共空间的本质命题是什么。

公共空间是什么？汉娜· 阿伦特曾在《人的境况》中举了个桌子的例子。我们今天能有机会坐在一起，面前的桌子就起到“公共场域”的作用。它一方面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得以面对面，一边吃喝一边谈问题；同时，它又能保护我们的私有性，它将我们分割开。设想坐火车的时候，火车座位如果中间没有一张小桌子，你跟陌生人面对面促膝就很尴尬，没有桌子划分界限。所以公共空间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把我们扭结在一起，是一个界面；另一方面保护我们各自安全范围内的私密性，是一个界限。这样的空间在社会生活里非常有必要。

我们到一个公民社会的市政厅，理应一方面感觉到大厅是属于所有人的，我们为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感到尊贵、自豪；另一方面，感觉市民的自由是可以被保护的，我在这个城市里感到自由、安全—— 这是公共空间的本质述求。当然，阿伦特对公共空间性质的论述非常抽象，而在建筑设计中，你一定得努力为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找到一个具体形式。但是，如果不思考它的本质，直接按任务书来，做出来的恐怕就是一个陈词滥调的设计。

康在给安·婷的信中以自己在耶鲁大学的教课为例。他给学生布置了一个剧场设计课题，请来熟悉剧场各方面的专家们讲述功能要求。这些人包括剧场布置专家、演员、剧作家、电和机械工程师等等。但是，康发现，“即使所有这些欲望和能量汇集起来，当代剧场仍然是个死的东西”。而学生们能做的，仅仅是追随剧场布置专家，稍稍调整一下已知形状，就完成设计。康说在当代建筑界，包括那些最好的建筑师，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把那些早死掉的东西，改造一下形状，玩弄一下手法而已。

康操心的是：如果文艺复兴时期所创立的古典剧场空间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代诉求，那么当代剧场设计首先要探索一种适合当代演出的“空间性质”，让演出空间重新焕发生命，让剧作家和演员相互哺育，催生出“被期待良久的表现”。

康要“重新定义空间性质”，是在呼吁建筑师们“与时俱进”吗？某种程度上是的，但康与他同期、全身心拥抱“时代精神”的建筑师，至少在两个出发点上截然不同。

第一，康不相信技术能帮助界定空间性质。多少建筑师就像拜物教徒一样，把新技术奉为拯救建筑的上帝？康有时会把技术当作手段，甚至设计灵感源泉之一，比如结构技术，但他绝不相信技术本身可以主导时代的空间性质——不管该技术多先进。

第二，康不相信“空间自由”能界定空间性质。多少建筑师给业主一个“多功能厅”、“灵活划分空间”，以为最体现当代“空间性质”？而康对现代建筑最激进的批判恰恰在于：现代建筑正因为太过追求自由，因而迅速堕落——这一点稍后再探讨。

越往后，康的“重新定义空间性质” 就越显示出他与“ 时代精神” 背道而驰的姿态。他似乎建议：只有通过“返祖”、“回到起源”，重建已经崩坏的理想秩序，重唤已经被遮蔽的“原型”，才能为当代定义“空间性质”。

比如他在1960年的演讲中谈到，后来被广泛传诵的关于学校的起源：“学校始于一棵树下，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老师的人，与另外几个不知道自己是学生的人，讨论他的感悟。” 在康看来，学校作为一类项目，其空间性质不是关于走廊多宽、多功能厅多大面积等具体指标，而是人们以什么空间方式聚集在一起，交流和学习。人们或许回溯佛陀在菩提树下传道那个远古瞬间，才能真正感悟学校的本质。但悲哀的是，当代学校越来越体制化、产业化，业主和建筑师们对学校的关注越来越局限在具体指标上，越来越远离对空间性质的反思和探寻，因而注定设计出没有生命力的建筑物。

但是，康的寻根溯源，是否意味着他真的相信远古存在着亘古不变的真理，后世人只能成为对“真理”顶礼膜拜的原教旨主义者吗？

他在1972 年一次演讲中说：“ 我爱起源。我为起源所叹服…… 我喜欢读英国史，我有很多卷，但我不读其它，只读第一卷。而且在第一卷中，我只读前三、四章。我的目的是能读到第零卷——这一卷尚未被写出。”

这第零卷，尚未被写出的一卷，是否意味着返祖到尽端，一切归零，其实就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全新开端？

康讲起源，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学者，或者一个固执地相信历史有本质的人，觉得通过历史能找到唯一的真实本源。康要读回去，读到第零卷——完全没有开始的那个状态。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康已经成为大师了。他所说的“尚未被写出一卷”，是不是指我们往前推，推到一个尽端的时候，一切都归零，是真正的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又重新向未来开放？康进入到一个创造性的境界，这个境界是摆脱当代的肤浅、当代的应付之后，回溯历史，发现一个全新的起点。

用Janus图不是我的原创，是美国学者斯坦福·安德森（Stanford Anderson）讲康的时候用过Janus的图。这是古罗马神话里的一个门神，我曾想找这样一个标识放在我们工作室的玻璃门上。他是双面神，一面面向过去，一面面向未来。大家到欧洲的时候，看传统城市凯旋门和门洞上，一般都会放这样一个门神，他一面看城里，一面看城外，一方面看到过去，一方面看到全新的开始。门的意义其实就是说，结束一段空间，全新地展开另外一段空间。这个双面神，也有告别过去，重新开始的意义。英文一月 January 就是从 Janus 演化出来的——每年的第一个月份，元旦，过去一年结束，新的一年是全新的开始。康是不是意味着返祖的同时，要找到一个创新的开端？这个大家可以慢慢的思考。

第二阶段：秩序

第一阶段其实已经够有挑战性了：你在任务书的要求、交图期限等压力之下，要首先想哲学的本质问题。

还有第二阶段。1953年的康认为“秩序”主要是指结构。一个结构体生长出来，这个生命体或者建筑有内在的灵魂，或曰内在的生命力，他知道他想成为什么。一个建筑结构体系生长出来，就像生命的纤维，围裹、整合起空间，在里面安置空气、阳光、安静、噪音等因素，当然还有人的各种活动。

1955年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秩序与形式》。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非常兴奋、纷乱，他很难说清楚秩序是什么。大家今天也能感觉到康的独特表述风格。他的表达很多借助诗意隐喻，而不擅长清晰简单地讲事。当然，他面对如此复杂的命题，可能确实很难说清楚。他一开始列了一串清单，秩序是什么是什么。安·婷说，你算了吧，宾语全部删掉，文章第一句你就写“秩序是……”。他说这个妙，就把宾语全省略了。

这篇文章很短。“设计在秩序中给予形式。形式从建造系统里慢慢浮现出来。建造是生长出来的……” 形式不是艺术家仅靠主观创造出来的，但是“ 秩序” 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确实需要创造性的力量来帮助它实现形式。一个音乐厅演奏这种还是那种音乐，是不一样的。设计必须要紧密地追随意志，而意志属于空间性质。

打个比喻，你不能在一匹马的皮上画很多条纹，就叫它作斑马。我们很多装饰设计师和建筑师，一说要个圆柱，他们说太麻烦了，我们给你设计一个方柱，到装修的时候包圆。但若按康的“ 空间性质” 而言，圆柱就是圆柱，方柱不是圆柱。你不能把马画上条纹然后说它是斑马，因为马和斑马是内在的类型决定的，不是外在的表皮、形状能决定。这部分在第三阶段我会详细解说。

秩序并不一定指代美。我个人深深认同这一点。在设计中坚持从一个概念开始，而不急于用美和不美来判断。设计最终一定会美，但是概念思考不能放弃秩序，设计也不是直接创造美。现在建筑创作中太多甜兮兮的东西，让人反胃。我宁可多看一些丑的东西，有些内在力量的“丑东西”，来刺激一下自己的思考。秩序最终有可能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东西，但它把内在关系和外在表现结合在一起，秩序导致整合。

我认为康的建筑最大的力量在于整合，所有的东西要收拾在一起，收拾起来，而不是让各种元素分开，不像通常建筑师只从中捡一两样元素做。

第三阶段：设计

空间的性质本身不是个人主观的创造。不管建筑师多有才华，他一定得耐心、谦卑地思考、理解空间的性质——人对空间的诉求，社会机构对空间的本质的诉求，新的时代对空间新的诉求，等等。建筑师理解清楚之后，积极地去探讨，然后在结构体系里面，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方式配合它。只有这两者走到一起，或者至少有潜力走到一起的时候，设计——第三阶段才开始。

设计是什么？设计是实现。设计针对具体的情况，比如场地、造价、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去调整安排，让性质和秩序具体成型、实现。在这个时候，你也许可以显示一点自己的个性，但是要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工作。建筑师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个性放到第一位。不可以把表达自己的风格、表达自己签名式的特点、显示个人自我，放到对空间本质和秩序之上。不可以的。要了解空间本质的时候，你不可能把自己的那点才华性格，放到对学校的愿景的理解之上来优先考虑。

我要反问：康为什么在“做设计”之前，如此看重“空间性质”和“秩序”？在社会思想领域，尤其是关于公民社会、公共场域的空间再现议题上，康深受当时阿伦特等思想家的影响。五十年代，二战之后，西方文明基本上是在废墟中重建一切。公共的空间机构如学校、政府等等，都面临着一个重新界定的问题。如何建设公共社会、公共制度，如何找到最合适的对它们的再现等等，阿伦特等的社会思想对康有很重大的影响。

在建筑学专业内，我们可回溯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受的布扎建筑教育。他所接受的两大重要概念和思想传统—— 类型学和结构有机主义，似乎正对应着“ 空间性质” 和“ 秩序” 两大议题。康在建筑教育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1940年代前卫的包豪斯到了哈佛培养出一批现代建筑师，像贝聿铭这样的；而1920年代非常传统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出来梁思成、杨廷宝这样的建筑师，也培养出来康这样的建筑师——绝对的传统加绝对的现代，这样一位建筑师。

回到布扎（Beaux-Arts）两大思想传统，第一个是类型学。建筑的类型学思考可以回到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当时的学术界有一个叫百科全书编撰热潮。启蒙运动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相信人类的知识一定可以系统整理出来、系统分类，涵盖世界万物，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晶体到鱼，等等。

建筑界也有同样的想法。迪朗（J.N.L. Durand）编撰的建筑教科书试图将建筑设计中的典型类型及构图方式分类，用平立剖面描绘清楚，像编撰字典一样汇拢成一本设计手册。那是法国大革命后，一系列公共项目涌现出来，博物馆、医院、学校等等。当时法国建筑师们和现在中国建筑师们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建设量压力。迪朗的类型学工作，在实用意义上，实际上将建筑设计整理成一系列标准做法。建筑师们可以翻开手册，拣选类型做法，快速套用、组装，以应付大批量生产。

在思想层面上，类型学实际上相信或说捍卫的是建筑文化连续性。人类的各种空间机构，如学校、监狱、医院等，是通过社会集体演变出来的，内在空间组织原则非常恒定。类型不排斥变化，实际上它因建筑在地的语境不同而产生各种变化，但是它内在的“基因”是稳定的。除非遇上革命，比如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有时遭遇上个别天才，会催生新类型。不然建筑类型会长期演变，连绵不绝。

比如说中国汉族的四合院。你会看到这类型绵绵延续数千年，格局基本稳定，但在不同的场地、气候条件下，产生细微差异。这点可以类比生物，基因内在的决定了你的物种，老鼠就是老鼠，鱼就是鱼，人就是人。但是，每个物种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建筑术语里称“语境”，context）中产生变化。总之，类型学思考倾向于认为建筑是关于本质性的空间组织关系及其稳定演变的学科。

布扎的第二个思想传统是结构有机主义。如果第一个思想体系相信有先验、恒定的原则，来主导建筑的演变，第二个则不同，它相信建筑的本质是由建造材料和结构体系决定的。比如伟大的理论家维勒· 勒· 杜克（ Eugène Viollet-le-Duc ），我称他为十九世纪的柯布，他看哥特式建筑的所有东西都是从结构理性主义角度出发的。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装饰，象征性的东西，他却说哥特式建筑是最合理、最“有机”的结构。

为什么叫“有机”？哥特建筑的荷载像流水，可以一路沿着建筑物如同骨骼般的结构网络光滑地“流”下来，传到地上。哥特建筑的本质在于将结构体形成三角形的受力网络。如果大家理解了哥特结构的本质，在新材料如铸铁出现后，就不需要模仿石材哥特建筑的外在形式。

勒· 杜克画了他的秉承哥特结构本质，但广泛使用铸铁材料的建筑想象图，在十九世纪被认为非常丑，今天看起来似乎也挺丑。但是勒· 杜克的确洞察了三角形化结构网络的原理：他画中的屋架是三角形化的构件网络，在通过斜撑，将荷载传到下部厚重的石头基座。可以说勒·杜克的思考，预见了以后出现的三角形空间网架。

类型学和结构有机主义，前者相信先验、永恒的原形，后者相信有机的结构网络——最高效的建筑支撑体系。这两者在思想上似乎是冲突的，但达西· 汤普森（ D’Arcy Wentworth Thompson）和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著作和插图启发了康：在生物体上两者都是完美地组合在一起的：内在的基因决定类型，有机的结构形成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