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三位杰出的亚洲建筑师相继去世：日本的矶崎新（1931-2022）、新加坡的林少伟（William Lim , 1932-2023）、印度的多西（Balkrishna Doshi, 1927-2023）。

他们同属一代，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在现代建筑运动崛起的时代出生，求学时受惠于第一、二代大师的影响。他们都在现代建筑面临危机、现代城市乌托邦破灭的时期开始执业。他们非常艰苦地尝试走出前辈大师的阴影，踏着现代城市乌托邦溃解的废墟，探索另类道路。最终，他们将对现代建筑的普遍反思，与自身所在的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结合，既帮助了现代建筑落地，实现了地方化，也帮助了地方建筑起飞，融入了世界。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是立足于专业，但超越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争论，以强烈的责任感参与公共生活，弘扬公义。他们不光在建筑学上卓有建树，也在空间维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

谨以三篇文章，从个人视角，缅怀他们的思想、人格和成就。

矶崎新：暗黑反讽、另立中央

“验尸的结果证实心脏病发作为死因。肉身必须如此地经过一番乏味、事务性的手续，才能消散于大海。”

——这是矶崎新于1971年写的《性爱之海》的结束语。在文中，矶崎新分析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其毕生对地中海阳光和大海的热爱，如何驱动他持续探索与之相配的建筑语言。

1965年，柯布在法国南部Roquebrune-Cap-Martin海湾游泳，因心脏病发作溺水而亡。这在常人看来是个偶然事故，但矶崎新认为柯布“有意地选择了一处具有水晶般明晰的秩序空间，作为他人生的终点”。矶崎新庄重地写道：“这位毕其一生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怪物搏斗的建筑师，最终选择地中海为其目的地，很明显地并非简单找个死亡场所，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性与象征性的里程碑”。

矶崎新对柯布之死的诠释，或过度诠释，当然极富诗意——我1980年代在大学初读此文时唏嘘不已——文章到此，本可以漂漂亮亮结束了。但矶崎新在最后又加上两句很丧的话，把他前文营造的明亮诗意一下子扑灭，将读者拉回黯淡人间：柯布西耶，这个现代建筑的终极偶像，转眼成了被解剖和下葬的尸体，而“肉身必须如此地经过一番乏味、事务性的手续，才能消散于大海。”

崇高诗意，紧跟着暗黑反讽；在暗黑反讽中，努力重建崇高诗意——这是矶崎新的魅力。

1945年，14岁的矶崎新看到了广岛、长崎的核爆废墟，也目击自己的家乡大分县被轰炸夷为平地。从此， “解体” 、 “废墟” 、 “空” 等频繁成为他探讨城市和建筑的意象。

但矶崎新还有另一面：他在1960年代深受他导师丹下健三领导的 “新陈代谢主义”的影响。面对战后日本百废待兴、人口膨胀、经济起飞的新课题，这批建筑师将科学、机械、生物学、东方生命哲学和木结构可以“有机”更新换代的建造特性等等混合起来，提出各种野心勃勃的提案和论述。他们仍像1930-50年代的现代建筑师那样，热衷于通过高技术构筑巨构城市和建筑。但他们期待新型巨构可以摆脱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粗暴和僵硬，其规模可以随着时间“有机生长”，其构件可以更新换代、灵活置换——像生物体那样 “新陈代谢”。矶崎新是这场运动中的积极成员，在1960年代也制造出一批“未来城市”巨构想象方案。

但矶崎新在推出这批巨构设想时，又时不时流露出对技术和城市未来的悲观判断，这让他与其他一味推崇技术伟力的新陈代谢成员不同。细读他的“未来城市”想象方案，很多都带着两面性、暧昧性。

比如《孵化城市》，究竟是希腊城市废墟“孵化”出巨构城市，还是不管多么先进宏伟的新城，最终都将一无例外沦为废墟？

再比如，已经建造了两个巨构的广岛，为何又“再次成为废墟”？

可以说，正是在纪念碑巨构冲动和灾难幻灭感之间的暧昧两面性，赋予矶崎新的建筑实践谜一般的高深莫测和思考诠释的灵活性。

矶崎新在1963年正式执业时，正赶上现代主义建筑跌入困境。1965年柯布之死，当然是个象征性节点。紧接着席卷西方和日本的学生运动，致力于推翻战后建立的一整套资本主义体制，其中就包括已被纳入正统的现代主义规划和建筑体制。

1968年，矶崎新携装置《电子迷宫》参加第十四届米兰三年展。激进学生占领了展馆，将他的装置和其它很多展品毁坏，导致三年展无法开放。矶崎新感到现代主义乌托邦之梦彻底破灭了，如同经历了1527年 “罗马之劫” 。建筑师剩下能做的，似乎就只有 “反讽” ——拣选各种历史和现实的碎片，嘲弄现代主义残存的叙事，或表达宏大叙事崩溃后的失落。

他的筑波中心（1979-1983），汇集了很多历史和当代建筑的风格片段，被归为当时流行的、崇尚混杂折衷的 “后现代主义”，实不为过。但我们仍要追问一些更深的问题，才能体会到矶崎新的独特力度：筑波中心在混杂了那么多西方文艺复兴、新古典和当代手法，为何独独不见“日本元素”？为什么米开朗基罗建在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上的椭圆广场，在筑波中心下沉了？为什么卡比托利欧广场的铺地图案在筑波黑白颠倒？为什么卡比托利欧广场中心矗立的皇帝塑像、权力象征，在筑波广场缺失，变成一个空洞，吸纳高处叠下来的泉水？

矶崎新的这些手法，显然不是炫耀技巧和趣味，也与当时很多美国后现代建筑师通过符号游戏，拥抱通俗文化不同。他在利用一个城市中心的反讽设计，回应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状态。

在矶崎新看来，战后日本政府与资本合流，大大削弱了国家角色，也造就了1960-70年代的经济起飞。而到了70年代末期，在内外压力下，日本似乎又想再次打造清晰的国族形象。在那种氛围中，矶崎新感受到筑波中心项目背后的政治述求：它被期待能通过某种风格，表达出 “日本性”。

矶崎新的独特力度恰恰在于：通过设计，抵制、而不是迎合 “民族风格”的述求。他通过减法，灭除掉任何人们可以联想到的“日本风格”的因素。他向世人宣称，“日本性”是存在的，但绝不应简单退缩到任何一种清晰、连贯的体制风格。相反，他通过拼贴各种其它貌似与日本完全无关的风格，期待它们能相互碰撞，激发出内在潜能，产生一些新含义。

换句话说，矶崎新在筑波中心不光揭示了现代主义乌托邦破灭后的虚空，也致力于消解另一个宏大叙事——国族主义。众多官僚和建筑师们，孜孜不倦地弘扬“国族”作为聚集公民的最高共同体，热切倡导某种风格可以代表一个国族，在矶崎新眼中是背时可笑的。他用筑波中心的反转、缺失、残破，打“国族主义”的脸。现在想想这一点，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在1970-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文化影响力席卷全球时，政府在东京北郊兴建一个新的国家级科学城中心，矶崎新居然能以一己之力，做出一个激进的反国族主义作品！

但后来，筑波中心被证明是把双刃剑：它让矶崎新举世闻名，也让他被冠上“后现代主义”风格标签，再难以摆脱。

2016年，我首次实地参观了筑波中心，不得不说对眼前所见感到失望。一个位于远郊的科学城，不管建筑师在其中心汇集多少异质的建筑风格元素，都很难生成真正的城市活力——这多少是预料中的。出乎意料的是，矶崎新那些风格拼贴和试图表达的反讽，随着时过境迁，如今在建筑语言层面上，显得过时苍白。也许，筑波中心的价值主要在于矶崎新的思想和概念力度。而在语言上，如果过于依靠拼贴别人的典故，过于醉心于语意反讽，缺乏内在的原创语言，其作品的生命力恐怕很难持久。

但矶崎新毕竟是矶崎新，他不会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他要每过几年，重新发明自己。他1986年的东京新市政厅竞赛提案，呈现出一个全新境界。这次他要在市中心，为东京——世界上最强大的城市经济体之一——设计新市政厅。他再次坚决抵制建筑成为权力的象征。

与其它所有超高层塔楼提案迥然不同，他推出一个水平巨构：两堵平行大墙，各由24米见方的超级模块砌成，内含所有办事机构。两墙之间形成一个宽24米、高90米、长约300米的连续空间，向城市开放，可容纳广大市民。巨型市民空间上空是通讯塔、采光玻璃金字塔和球形议会厅（议会厅剖面让人联想到法国启蒙运动建筑师的作品）。

如果说在筑波中心，市政空间的核心是个下沉广场，那么在东京新市政厅提案中，市政空间的核心则是一条宏伟的中庭/街道。两者都以“中空”和“流动”见长，但区别在于：东京新市政厅虽仍引用历史典故，但比筑波中心有节制很多，其气度和原创性比筑波高出很多。很明显，矶崎新在努力走出后现代沉溺于反讽语言游戏的迷宫，以更昂扬的姿态面对新世纪。非常可惜，他的方案没有胜出，他导师丹下健三的宏伟、但平庸无力的超高层塔楼最终建成。

1994年，我在珠海，百无聊赖，发誓 “每年至少做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建议当时任珠海规划局横琴分局局长的冯晖兄，邀请矶崎新做个项目。他说正好横琴岛南湾需要推山填海，开发房地产，就请矶崎新做个规划吧。

地形图送到矶崎新工作室，那边很快传真来一张大师草图：与其推山填海，不如做个漂浮于海上的人工岛。这一招已经让我们一帮珠海的朋友们眼前一亮，接下来的发展更让我辈醍醐灌顶。

横琴岛位于珠海市区南部，毗邻澳门的氹仔和路环。当年横琴还没有与珠海市区通桥，是个大片荒芜的孤岛。矶崎新首次到访，我和规划局的朋友陪他经过珠海边检，乘小汽艇穿越横琴与澳门间的海峡，再乘越野车翻山，到达完全原始状态的南湾。然后规划局又从澳门借来一架三人座滑翔机，冲到空中俯瞰场地。我一路屁颠屁颠地跟着大师，兴奋极了，仿佛亲临柯布创造昌迪加尔的奇迹再现！

很快，矶崎新再次到访珠海，介绍他的初步规划方案。他命名这个人工岛为“海市”，整个项目叫“海市计划”。

他先以放眼全球、胸怀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开端：欧洲有欧盟、北美有自由贸易圈，但亚洲尚缺乏一个协同组织。尽管亚洲各国家将会以国族形式继续存留一段时间，但迟早会形成一个类似欧盟的相互关联的整体。那么，这个“亚盟”（我起的绰号）该位于何处？矶崎新以一张图示意：以横琴岛南湾的“海市”为圆心，以3000公里半径画个圆，刚好可以包括整个亚洲文化圈。因此，“海市”非常适合担当这一角色。

所有的在场听众都被镇住了。矶崎新接下来具体介绍他的规划草案，里面又是层出不穷的历史典故和类比元素：陶渊明的桃花源，如今成为南海上的海市蜃楼；托马斯·摩尔设想的乌托邦小岛，是在人类大航海时代要结束时发现的，而海市则是在不再有任何新领地发现可能的时代，人们在海上凭空构筑出来的；摩尔通往乌托邦的两条藤桥，变成进入海市的两条车道。它们最终汇拢到岛北端一个集中停车场，此外全岛禁止机动车；一条类似威尼斯运河似的弯曲河道横贯全岛，赋予全岛水上交通体系；以南北中轴线规划出的中心区，呼应中国传统风水格局和紫禁城尺度，其它地方则是街道网络枝生出来的新型客家围屋，或新型蜑家水上栖居……

所有这些让我目眩神迷。其中一个细节，让当时身处闭塞珠海、年轻无知的我真正开了天眼：我是在矶崎新1995年的“海市”汇报中第一次听闻“互联网”一词。他说：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演说中，倡导建设“全美信息高速公路”，此举将彻底改变社会和城市形态。而珠海的“海市”，可以首次采取“互联网”技术，呈现出全新的城市形态……

今天再读矶崎新的“海市计划”，我仍然为之心动：一个本来要推山填海、搞房地产开发的规划，到了魔术师矶崎新手里，变幻出多少令人神往的历史典故和未来愿景啊！今天如果再追问一句，在当年“海市”的所有命题中，最原创的是什么？

我想说，它含有一个让1990年代中后期矶崎新激动不宁，恐怕也因得不到答案而倍感焦灼的巨大命题：（在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体系破产后）如何为新城市找到新形态？如果说中国古代风水体系是指如何利用地形、城市和建筑，调节各种“气”的流动，那么当代正在兴起的“互联网”或“信息高速公路”，是否带来一些全新的“气”的流动？这种全新的“气流”将导向怎样的城市和建筑形态？

1990年代中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互联网似乎在一眨眼间普及，《未来之路》、《数字化生存》、《比特的城市》等书集中在1995年出版，全世界都在热切探讨和企盼互联网能为人类带来哪些革命性转变。矶崎新，带着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时代的敏锐感受力，也想再次发明自己，成为这场新技术革命在空间维度上的弄潮儿。

1994-97年间，广泛阅读矶崎新，见识他的《海市计划》，以及与他在珠海、深圳的几次交谈，我感到被大师的魔杖点化了：永远不要停留在自身环境、专业、趣味、成绩的舒适区，坐井观天。要积极想大问题、紧迫问题。在干专业活的同时，也要关注专业如何参与，甚至推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探索。要不停地像阿甘那样跑，跑，跑，越界，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转眼到了千禧年，互联网使用成为家常便饭，大家对它的看法也变得更均衡，不再像五年前那么幼稚冒进。我在纽约，仍时不时想起矶崎新1990年代做的“海市计划”，也开始产生一些疑问：如果互联网连接的是虚拟的“气”、“信息流”，可让人们跨越地理障碍进行“去中心的”交流，还有必要大兴土木，建设“海市”这样的实体中心吗？如果 “亚盟”确实有必要作为一个实体机构存在，它真的需要一个“全新的”城市和建筑形态与之配合吗？现在欧盟的办公不都是在传统城市中，采用传统办公楼形态，只不过内部装配了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

过去二十年间，我再没机会和矶崎新直接交流，也对他的作品了解少了。港大建筑系几年前邀请他来讲座，我分外期待能再向他当面讨教。只可惜，先是社会运动，然后新冠病疫，致使他的香港之行一再推后。

而在这几年，我也积攒了一些新问题：城市和建筑，有必要、有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场革命吗？他1960年代的《空中城市》提案，或许价值就在于停留在一个理论构想，有必要在二十一世纪化身为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吗？在今天，还耗巨资，修建一座如此宏大纪念碑式的公共建筑，是不是背离当下文化语境，甚至建筑师职业伦理？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建筑师，在破除传统中心的同时，仍时不时要建立新的中心？如何协调他的纪念碑巨构冲动和他对解构权力象征、建设网络般群岛的理念之间的矛盾？

我也非常好奇，为什么五年前，他要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住所搬到冲绳岛？这位毕其一生为新问题、新可能性激励，大脑和精神永不愿消停的建筑师，是否想选择一个孤岛和浩瀚太平洋为其目的地，“成就一个具有决定性与象征性的里程碑”？

2022年12月28日，矶崎新于冲绳岛去世。

参考文献：

矶崎新, Arata Isozaki“Eros, or the Sea,” GA 11: Le Corbusier: Couvent Sainte-Marie de la Tourette; Eveux-sur-l'Arbresle, France, 1957-1960 (A.D.A. Edita, 1971)

“Of City, Nation, and Style,” Postmodernism and Japan, Edited by Masao Miyoshi & Harry Harootuni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7-62.

《Unbilt / 反建筑史 》（香港日翰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02）

矶崎新（1931-2022）摄影：高桥健太郎 /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