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的诗学，促成“公共显现” | 弗兰普顿2019索恩奖章获奖演讲

建造的诗学，促成公共显现

英国伦敦的约翰·索恩博物馆（Sir John Soane's Museum）每年颁发一次“索恩奖章”（Soane Medal），表彰对建筑学有重大贡献的建筑师、教育家和批评家，以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建筑在社会和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

2017奖章授予Rafael Moneo，2018 授予Denise Scott Brown，2019年授予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2020年因病疫，奖章推迟颁发，但索恩博物馆借病疫期间推出了内容丰富的网页，发表了过去三位奖章获得者的介绍和主题演讲。

弗兰普顿的2019年获奖演讲概括了他过去半个世纪发展出的建筑思想。其中在我看来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坚信“建构学——建造的诗学”有多重意义，不仅限于建筑学的本体内部。在文化上，它通过弘扬“批判性地域主义”，促成一种“抵抗的建筑学”，以抵制席卷全球的均质化现代文明。

更具深意的是，弗兰普顿期待建构学能在社会、政治上帮助促成“公共显现的空间” （space of public appearance）。弗兰普顿频繁使用他所深爱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概念“公共显现” （public appearance），即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行动与言说使得彼此从群体中显现出来。“公共显现”在阿伦特看来是政治的本质；“公共显现的空间”则在弗兰普顿看来包含着建筑学的至高价值。换句话说，“建构学——建造的诗学”在弗兰普顿心目中，不光是关于材料、结构和构造的美、诗意，也有文化批判和政治构筑的潜力。

有趣的是，针对每位奖章获得者，馆方还邀请五个客人，发表评价。本人也有幸与四位建筑师同侪一道，汇成“Five Voices: On Kenneth Frampton”。其它四位都热情赞扬弗兰普顿对建筑的深刻理解，我的文字则把他放在当代欧洲思想家的谱系中衡量，也一同附于本文末。

朱涛

2020.12

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建筑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他作为建筑师、作家、评论家、教育家和学者，塑造并启发了无数学生和建筑师的视野。

如今，很少有建筑实践者会说自己未曾受过弗兰普顿思想和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关于语境与文化问题——这在他重要的、至今仍具强烈当代性的论文《走向批判性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点》（“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1983）中有所阐述。他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一书自1980年问世以来，迅速得到广泛赞许，已四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他的其它著作如《建构文化研究》（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1995）和《劳动、工作与建筑》（Labour, Work and Architecture，2002）推动我们以特定方式观察、思考和理解现代建筑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

弗兰普顿出生于1930年，1950年进入伦敦的建筑联盟（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学习，在那里与Neave Brown，Patrick Hodgkinson，John Miller，Adrian Gale 和 David Gray 等人组成团队，师从 Maxwell Fry 和 Jane Drew，Alison Smithson 和 Peter Smithson 等人。1962年，他在伦敦兼任建筑师和编辑。他任《建筑设计》（Architectural Design）的技术编辑，并为该杂志设计了许多让人难忘的封面。同时，他还在Douglas Stephen的事务所里工作，设计了位于贝斯沃特区的克雷文山花园（Craven Hill Gardens），目前该建筑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录。

他于1966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同时还是建筑与城市研究协会（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 IAUS）的会员以及协会期刊《Oppositions》的创始编辑之一。1970年代初，他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该校任教50年。从此，他以教育家和评论家的身份持续影响着建筑学的历史、教学、实践和理论。

以下短文节选自肯尼斯·弗兰普顿于2019年发表的索恩勋章获奖演讲：

“一种抵抗建筑学”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尽管我们在政治上没有能力直面我们时代对环境的威胁，建筑学仍可以被作为一种建造的诗学加以培养，以在任何可能的时间里，尽力成为一种“公共显现的空间（space of public appearance）”。在这种空间中，社会依旧能实现某种程度的潜在主权。我试图提出一种可行的建筑学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建筑的本体论，也是关于建筑在过去半世纪中所成就的建构表现力——这让我想到了约翰·萨默森（John Summerson）。

萨默森除了是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的著名策展人和博学、雄辩的学者外，还于1950年代末期承担了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他在1957年给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所做的令人难忘的演讲 《针对“现代”建筑的一种理论案例》中，尝试提出一种关于战后时期的现代建筑理论。

在演讲中，他论辩说无论是实用的功能主义，还是古典主义的语法遗产，都必须成为统一体的源泉。在排除任何混杂话语的情况下，他似乎不仅流露出对植根于民间的工艺美术运动的轻视，也显示了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现代运动中的世界主义的不屑。也许除了柯布西耶和勒·杜克特例之外，萨默森似乎对他的岛国（英国）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大感兴趣。

在今天相互连接、全球化的世界里，这样的地方主义已不再可行，哪怕它有让英国一些最具才华的建筑师在国外完成了最佳作品。但如果我们要培养“一种抵抗的建筑学”，以抵抗环境的被迫商品化，我们就必须将“土地工程”（earthwork）视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给定基地的重大转变，因而“公共显现的空间”或许能自然地涌现。

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 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走向批判性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点》一文与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通过其1979年法文著作《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对后现代主义的首次构筑同时出现。后现代状况的来临在1980年首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里那些风格化的后现代主义中得到了文化回响。该展览由意大利建筑师Paolo Portoghesi策划，冠以一个折衷的口号：“禁忌的终结与过去的显现”（The End of Prohibi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很有意味的是双年展的核心展品，即所谓的“新街（Strada Novissima）”，由崛起的一代明星建筑师所设计的一系列店面立面组成。他们的设计跟随了文丘里（Robert Venturi）在其1966年出版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推出的“装饰门面”的诡辩论。也许确实很合适，这条“新街”是由意大利电影工业中的布景建造者搭建而成。

正是这种舞台布景图像学的刺激，促成了《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它首次发表在Hal Foster的文集《反美学：后现代文化文集》（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in Postmodern Culture.）。我从Alexander Tzonis和Liliane Lefaivre 1981年的论文《网格与路径》（The Grid and the Pathway）中借用了“批判性地域主义”这一概念。在文中，他们对1950年代中两名最卓越的希腊建筑师进行比较评论，比较了 Aris Konstantinidis 的梁柱格网形状和 Dimitris Pikionis 的触觉地形学方法，尤其是后者于1959年在雅典卫城附近菲罗巴波山（Philopappos Hill）上所设计的起伏地景。受 Tzonis 和 Lefaivre 的影响，我发展出自己的批判性地域主义宣言，作为一种策略，通过强调将场所-形式作为“公共显现的空间”的重要性，以抵消普世文明的冲击。

“土地工程” The Earthwork

在我看来，“土地工程”及其在地景中的延伸，体现了基地在宇宙中的演化，如今有潜力成为“抵抗的建筑学”的核心部分。这样一种建筑学，能够通过将建筑融入场地，而不是仅仅增生与其场地及附近事物毫无关系的、完全独立的美学物体，来调解我们强迫性的、将环境商品化的倾向。这个理念与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服饰”概念（Bekleidung）相关，它提出建筑的外墙也许能同时揭示和掩盖基本结构。在森佩尔的论文中，他将“建筑四要素”定义为：将小屋抬升到地上的土地工程、陷入土地工程里的炉灶、框架和屋顶、提供基本围合的“编织”填充墙。所有这些元素都在森佩尔于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中首次看到的加勒比小屋中得到呈现。至于我对过去半个世纪经典的建筑建构作品的评价，我们可以将森佩尔定义的“建筑四元素”浓缩到“土地工程”和“屋顶工程”中。

也许现代传统里这种建构的首次暗示，能够在柯布西耶的作品中发现。“土地-屋顶”工程的对话出现在他位于法国拉塞勒-圣克卢的周末别墅（1935年）中——土堆积起来、淹没房子，覆盖了拱形混凝土壳体、上面种有草皮的屋顶。

然而，只有到了二战后，“土地-屋顶工程”在伍重和法贝尔1947年伦敦水晶宫遗址竞赛参赛作品中， 才成就了地形学的杰出表现。这个项目是伍重毕生致力的跨文化“塔/基座”范式的一个早期表现。该范式在其1957年赢得的悉尼歌剧院设计中达到极致，在他1976年位于哥本哈根郊外的Bagsværd教堂中有更温和的回归。

超越形式 Transcending Form

在大西洋彼岸，由Affonso Reidy设计的1955年里约热内卢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启了巴西的英雄主义式的钢筋混凝土建构传统。类似的建构也体现在1958年达·洛查设计的圣保罗运动场，将悬索屋面工程与悬挑钢筋混凝土土地工程相结合。

在这个案例里，我们能看到巴西典型的“公共显现的空间”——项目坐落在圣保罗市中心，周边对外开放，鼓励行人自由渗透。正如学者和教育家Maria Isabel Villac所说，这座建筑渴望超越其动态形式，取得更广泛的政治意义。同时打动人的不仅是其结构的优雅独创性和清晰性，还有它内含的经济性。

另一个例子是达·洛查于1964年在圣保罗郊外布坦塔区建造的自家房屋。除“土地-屋顶” 范式外，这个家居被想象为一个“公共显现的空间”。这无疑是整个计划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其顶部采光的卧室被设在了入口门厅和另一侧客厅/餐厅空间之间。承载楼板和屋顶的下横梁各自向两个方向悬挑，总共只有四个支撑点。这让房子很经济地悬浮在土地工程上，由护堤和独立混凝土墙围合，汽车可停泊在屋下。以这种方式，房子成了达·洛查建造的示范。他的论点是：“一栋住屋就是一栋公共建筑”。

类似的关于领地的想象力，在达·洛查2008年为巴黎市郊提出的巨型形式（mega-form）方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项目意在容纳一组运动场地，是法国申办2012年奥运会提案的一部分。这一项目的土地工程被构想为一个巨大基座，上面冠以体育场的屋顶工程，将被看作是对从四面八方蜂拥包围城市的超大都市圈的一种重大干预。

建筑的文化精神 Architecture of Cultural Spirit

在建筑文化方面，都柏林这个城市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受到了一系列杰出人物，如密斯·凡·德罗、路易斯·康、阿尔瓦·阿尔托、詹姆斯·斯特林的影响，以及受到1970年代皇家艺术学院的Ed Jones, Su Rogers and John Miller的教学影响后，于近期有力崛起。这份遗产，在Shane de Blacam充满魅力的领导下，在都柏林大学建筑学院得以独立培养，引发了“91小组（Group91）”的诞生，该组织在1990年代致力于都柏林Temple Bar区的修复重建。

从这一经验中涌现出两个最高产的建筑实践者——Sheila O’Donnell与John Tuomey，以及Shelly McNamara和Yvonne Farrell创建的格拉夫顿建筑师事务所（Grafton Architects）。后者在赢得意大利顶尖商学院、米兰的Luigi Bocconi University的邀请竞赛后，获得了国际赞誉。她们的设计是唯一能满足大学和城市都能平等进入大礼堂（aula magna）这一要求的。项目于2008年完工，这一“公共显现的空间”标志着他们开始热衷于使用大跨度、悬挑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此后，格拉夫顿事务所得以在商业学院的设计中树立专家声誉。她们设计和建成了法国图卢兹一所表面贴砖的商学院，还有位于林肯律师公会广场西南角一个重要位置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歇尔大楼。这当然是目前爱尔兰建筑能力卓越的标志，它是伦敦政经学院委托给“91小组”的第二个项目，第一个是O’Donnell + Tuomey事务所设计的学生中心，坐落于校园北端附近的场地。

对于格拉夫顿来说，更清晰的“公共显现的空间”，是在他们故乡爱尔兰，为都柏林城市图书馆做的一个项目。该建筑将建于面向市中心帕内尔广场（Parnell Square）乔治式露台背后。在这里人们将看到雄伟的钢筋混凝土悬挑结构飞翔在阅览室上方，以弘扬一种艺术，超越其它任何东西的，象征着爱尔兰民族本质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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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pton =法兰克福+炸薯条

作者：朱涛

Frampton =法兰克福+炸薯条

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曾告诉我，“我想，作为一名建筑知识分子，最终必须在热狗（Frankfurter）和炸薯条（French fries）之间做出选择。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选择了薯条，我选择了热狗。”

弗兰普顿不是从字面上谈吃的问题。他把批判理论的一个老笑话用到了建筑界。从哲学领域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就像（法兰克福人发明的）热狗一样，一本正经、严肃认真——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等；另一方面，法国炸薯条们——那些永远带着挑衅性和讽刺意味的福柯、德里达、巴特、德勒兹，等等。咸咸的、时尚、微微弯曲，让人越吃越想吃。热狗们对炸薯条将一切 “唯美化”感到不满；炸薯条们则抱怨热狗们的意识形态过于僵化。

但是，我想给我的老师更多赞誉。我认为他从未真正投靠过任何一个烹饪营。弗兰普顿比他的自我描述要复杂得多。当然，与艾森曼相比，他非常的“热狗”: 他坚持只有在创新形式与进步的社会项目互动时，建筑才有意义。但是，与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相比，弗兰普顿似乎显得太“炸薯条”了。如果按照塔弗里的逻辑，所有进步的社会项目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摧残下）失败，弗兰普顿凭什么仍然对建筑形式美的救赎力量保持信念？

在弗兰普顿的出版作品中，我想说《批判历史》尝起来像热狗，而《建构文化研究》和他的众多弘扬“批判地域主义”的论文则更多炸薯条的味道。人们还可以在弗兰普顿的全球读者群中找到两类贪吃者：吞咽前者的学者和咀嚼后者的建筑师。前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后者激发人们追求好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职业生涯喂养了我们所有人——通过他，我学会了将建筑视为一顿饭，要保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平衡。

• 朱涛注：法兰克福人发明了面包夹香肠，叫 Frankfurter，稍后有了英文名 hotdog——热狗；据说法国人发明了炸薯条（有争议），所以叫 French fries。利用谐音，一语双关，Frankfurter 指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French fries 指法国后现代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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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2019 Kenneth Frampton
Five Voices: On Kenneth Framp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