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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马分肢到灵魂整治——疫病期间读监禁史
十九世纪的监狱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演变成全方位的规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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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应该袭击灵魂,而不是肉体”——法国哲学家 G. B. Mably
“驯顺的工人,按命令做事,从不发问。一台自动机器,喂养资本主义工厂的完美饲料。”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1757年3月28日,仆人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 )因谋刺国王路易十五,被判处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前”公开认罪”,当众处决。既定程序是这样:
他应“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1757年3月28日,巴黎格雷夫广场(现为维尔酒店所在地),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因弑君被拷打、“四马分肢” ©️Wikipedia
这仪式已经够骇人的了吧?但实际上,据旁观者记录,那场处决过程要混乱、恶心的多。在现场,刽子手用特制的、1.5英尺长的、通红的铁钳,从达米安的腿上和胸部撕肉,费很大力才撕下几块;四马分肢,不得不增加到六匹马,无论怎样鞭打,也拉不开达米安的四肢,竟然还有一匹马累到自己仆街。最终,彻底无望的刽子手只好拔出匕首,直接在达米安的腰部和肩膀处切割,才帮助群马一一拉断他的四肢。(就因为刽子手在四马分肢上操作不利索,原本许诺给他的达米安的头发被充公,拍卖所得的钱散给了穷人。)当刽子手把失去四肢的达米安往火堆里扔时,达米安还活着,下颚左右移动,似乎在说话……
这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一书的开篇描绘的场景。我第一次读时,下巴颏差点掉到书上:福柯为啥要援引史料,如此细致入微地,还原18世纪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场景?以后再读,我越来越佩服福柯不愧是写作高手:今天读者对这种场景有强烈反应,恰恰说明了,今人对惩罚罪犯的理解,已经离18世纪习俗很远很远了。
福柯的文字紧接着这个场景做了个剪切,如同电影蒙太奇,一下子切入80年后的1837年,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列昂·福歇(Léon Faucher) 为 “巴黎少年犯教养所” 制定了规章,其中规定:“犯人作息日冬天从早上6点开始,夏天从早上5点开始。每天劳动9小时,学习2小时。作息日冬天晚上9点结束,夏天晚上8点结束。”
“起床。第一次击鼓时,看守打开囚室门,犯人必须起床穿衣,并保持肃静。第二次击鼓时,他们必须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第三次击鼓时,他们必须整队出发,到小教堂做晨祷。每次击鼓间隔5分钟。” 如此这般,犯人的每一秒钟都详细规划好。
列昂·福歇(Léon Faucher)肖像 Daumier, Honoré,1849 ©️digitalcommonwealth.org
出自书 Foucault For Beginners (作者:Lydia Alix Fillingham) ©️Moshe Susser
显然对今人来说,后一种严格作息是熟悉的惩罚方式,前一种当众车裂已非常陌生。是什么导致这巨变?人们当然会泛泛说是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进化了,司法更人道了。但在福柯看来,这标志着权力和权威控制社会的方式的系统转变。
量化痛苦
福柯批评传统的历史研究,习惯于把人当作抽象存在,而忽略他们作为活生生身体的存在。而当福柯仔细探究国家和机构是怎样管理和规约人的身体时,他发现18世纪末产生了巨大变化。
之前,身体之痛对权力控制至关重要。折磨犯人既是审判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惩罚中的主要部分。今人不禁会问: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尚未被判罪,怎么就开始对被告实施惩罚?问题是,在之前,罪行不是被视为有和没有两极。只要人被当作疑犯抓起来,他就不会是无辜。有一点证据就能证明一点罪行,而加一点折磨就能带来一点证据,所以折磨是审判的必要条件。而当审判结束,将犯人判罪后,行刑通常就是根据罪行等级,严格实施相应等级的刑罚,给罪犯的身体造成精确量化的痛苦。
在这个惩罚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死刑也是一种酷刑。它不仅剥夺人的生存权,也让犯人体验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的顶点。在死刑犯中,那些被斩首的算是有福了,因为那是零度酷刑,无痛;而绞刑、火刑和轮刑将身体痛苦延长,肢解活人则使痛苦达到极点。
所以福柯形象地说,“极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
而对当权者来说,所有罪行都构成对国王权威的挑战。于是对犯人判罪后,在公众面前对其施以酷刑,可起到向天下昭示惩罚,维护统治秩序的效果。换句话说,公开处决不仅是一种司法仪式,也是一种政治仪式。
但在18世纪,公开处决总连带一个不定因素,让当权者头痛:来围观的群众往往情绪不稳定。有的观众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喜欢亲手虐待犯人,对着犯人吐吐沫、投石块之类——这导致刽子手在领犯人游街,通过人群时,经常要奋力“保护”犯人,免遭人群攻击;有的观众围观断头台,既为了亲历犯人被大卸八块的痛苦哀嚎,也着迷于听犯人在临死前,在其生命进入彻底无牵挂、nothing to lose的状态下,对法官、法律、政府、宗教等一切权力人物和机构的恣意咒骂。这些观众同时为犯人的激进言论和悲惨受难鼓掌;有观众甚至发动暴乱,阻止他们认为不公的处决,从刽子手手中抢走犯人,追打刽子手,辱骂法官和扰乱公堂。总之,到了18世纪后期,公开处决犯人,本为了弘扬权威,威慑百姓,其实际效果却越来越不可控制。
同时,很多思想家们开始探讨惩罚的真正意义。法国哲学家 G. B. Mably (1709 – 1785) 在1776年《法例》中写道:“惩罚,应该袭击灵魂,而不是肉体”。换句话说,折磨罪犯,让他们遭受身体痛苦不是根本,司法的重心应转向整治他们的灵魂。
到18世纪末,观念开始转变:对犯罪的惩罚不再是强迫犯人的身体受折磨,而体现在对他的权利的剥夺。其目的是让他悔悟、重生,成为一个有用公民。当时有很多法律改革家反对死刑。即使对某些罪行仍要处以极刑,处决也要迅速、标准化,在隐秘的场所进行,不再示众。处决本身也不再意味着最高惩罚,而是最高级别的权利剥夺。
在这些思想推动下,监禁变得重要了。相对来说在十八世纪,关押犯人多是在审判期间的暂时扣押。而到了十九世纪,监禁成为刑罚的普遍形式。审判可根据罪行等级,精确地裁定监禁长短。如果还有其它冒犯,可在监禁上附加其它惩罚:限制光线和饮食、强制劳动、单独监禁等等。在拿破仑颁布的1810刑法中,基本上所有罪行都可用监禁来加以惩罚。
当然会有很多人抱怨,这种刑罚未免太笼统了吧。一位执行官抱怨:“我出卖了我的国家,他们把我关起来;我杀了我老爸,他们把我关起来。所有可以想象的犯罪都以一种方式惩罚——我似乎看到一位医生对所有疾病都采用同一种疗法。” 那么,如何贯彻新的刑罚思想,让监禁变得真正精准、奏效呢?
福柯发现,在19世纪,一种新科学,或更精确地说一个“新工程”,诞生了。福柯称之为“规训discipline”。它不光出现在刑罚机构里,也出现在军队、学校、医院、疯人院、救济院、工厂。前面提到,福柯将福歇1837年制定的教养所规章看作“规训”出现的缩影。在《规训与惩罚》最后一章总结部分,福柯称1840年1月22日,梅特莱(Mettray)农场的开幕标志着完整 “监狱体制”的诞生。
控制生命
1836年,法国皇家律师、积极投身法律改革的德梅茨(Frédéric-Auguste Demetz 1796–1873) 与建筑师布鲁埃(Guillaume-Abel Blouet 1795-1853)一道,参观美国和欧洲的监狱建筑与管理。1837年,他俩联手创立了梅特莱——一个农场殖民地形式的少年管教所。建筑师布鲁埃的职业生涯在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第二部分有详尽介绍。
布鲁埃就学于巴黎建筑学院(École Spéciale d'Architecture),于1821年获得法国国家建筑大奖(le grand prix national de l'architecture),其作品就是一座法庭连带一个监狱设计。在他毕业后回巴黎短暂工作几年后,于1829年被法国政府派往希腊测绘伯罗奔尼撒古迹。在他后来出版的考古测绘书的第三卷中(1838年),大胆地将埃伊纳岛的阿法埃娅神庙绘制为鲜艳的彩色,支持当时法国正在出现的激进反正统学说:古希腊神庙原本不是温克尔曼所描绘的洁白、纯粹、抽象的,而是五颜六色、充满装饰的。布鲁埃于1832回到法国,从Jean-Nicholas Huyot处接手,主导凯旋门的深化设计和施工,直到凯旋门于1836年竣工。
1834年建造凯旋门的最终设计项目图 ©️布鲁埃
如日中天的布鲁埃不知为何,突然改变自己的职业轨迹,断然放弃宏大的古典主义建筑路线,转向严格的实用主义、人道主义设计观,并坚信通过建筑推动社会改革。他在1837年出版的美国监狱考察报告中写道:“严格的必要性赋予形式。由此得到的形式,总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 布鲁埃于1838年被委任为法国监狱总督察,与德梅茨一起设计了梅特莱。
布鲁埃的建成方案有一个简单格局:一个四边围合起来的长方形院子,纵深中轴线的近端是教堂,其背后直接连着单独监禁的囚室,类似监狱的布置。教堂两边是左右对称,每排各五栋所谓的“家居”——不良少年们的组织单元。院子入口处是两栋行政楼,最后方是农场楼。一切设计都很基本,一方面反映梅特莱整个项目的草根理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让“少年犯”们自己动手修建起来。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个机构和建筑都必须服从道德改良的理念——匮乏和严格是准则,建筑的艺术表现根本不在考量中。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 ©️wikidata.org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农场楼平面图,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教堂及囚室平面图,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教堂及囚室剖面图,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在“家庭”房间中的睡眠安排与清扫,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教堂内部场景,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的规章足足有50页。那些被认为是品行不良的少年(梅特莱只收容男性),尚未到被判罪的年龄,到这里被分配到各个“家庭”中,接受督导管理。督导和他们住在一起,与他们分享生活中的一切。督导还有个助理,是由少年犯们自己选出来,称为“兄弟”。少年犯们接受一些非常初级的教育——阅读、写作、初等数学,一点皮毛的地理和历史,加上唱歌。但他们被倾力教的是干农活和手艺活。他们的活动的每一分钟都被规划好,由钟声调控。
5:00起床(冬天6:00),洗脸穿衣,从5:30工作到8:00,早饭,上课,再从11:00工作到12:00。午饭后短暂娱乐一下,从1:30工作到7:30,中间间歇不超过半小时。下班后洗漱,晚餐,听课,祈祷,最后在9:00上床。周日基本是宗教活动。大多数活动都在静默中,孩子们只能在娱乐期间交谈。“家庭” 之间相互隔离,从不交往。服从是绝对的。任何违规,受到的惩罚不是殴打或强制劳动,而是单独监禁,只给少量面包和水……
La Revue du Dimanche,出自《星期日评论》 ©️因德雷-卢瓦尔省档案馆
创造梅特莱的改革家们非常狂热地相信自己这套体系。他们甚至构想稍晚些,到1857年,再增加一个父系管教所,以便他们从更小的孩子开始管教。这个管教所的计划把小孩们都投入单独禁闭中,在房间后面布置监察通道,在前面放置集中监察塔。建筑师是J. Alexandre Thierry (1810-90),布鲁埃的学生。
父系管教所提案,1857 ©️J.-A. Thierry,
为什么福柯认为梅特莱标志着“监狱体制”的诞生?在他看来,这模范农场+管教所是“ 最极端的规训机构,是各种对行为进行强制的技术集大成的标本”。在那里,人们可发现“修道院、监狱、学校、兵团”等所有机构的组织原型。不良少年们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这些班同时奉行五种模式:
家庭模式(每个班都是由两个“老大哥”与“兄弟”组成的“家庭”);
军队模式(每个家庭有一个班长,下分两个小组,每组各有一名组长;每个囚犯都有号码,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每天有一次卫生检查,每周有一次服装被褥检查;每天有三次点名);
工厂模式(有监工和工头,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与年轻囚犯学艺);
学校模式(每天上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课;由训导员或副班长讲课);
司法模式(每天在谈话室进行“司法”惩治:“任何轻微的不服从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避免严重违法乱纪的最好方法是极其严厉地惩治最轻微的错误:在梅特莱,说一句废话都要受到惩罚。”
梅特莱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创造出来的所有规训措施都是为了使之不成其为一所硬核监狱。前面提到,它的确有单独禁闭室,类似监狱囚室。但禁闭企图带给孩子们的不是肉体痛苦,而是道德和宗教启蒙。禁闭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孤独是影响孩子道德本性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孤独时,宗教的声音,即使以前从未进入他们的心灵,现在也会恢复全部感人的力量”。
在梅特莱,督导每天都针对每个孩子写报告,交给上级,再由上级交给德梅茨。德梅茨会撰写年度报告,发给客户群。梅特莱变得极富盛名,成为梅特莱的客户几乎成了当时欧洲的时尚。拿破仑三世自己就于1849年率领四位部长和一群官员前往视察。但米德尔顿认为,梅特莱的成功是有限的。它不得不靠巨量资源,投入持续的监视和严格规训,而并不见得降低犯罪率(也许可称为19世纪的维稳)。梅特莱甚至宣布少年们被“成功”规训、回归社会的时间,也往往是仔细算好,以配合军队的征兵。
作为一个农场管教所,梅特莱的真正要点,恐怕还在于“劳动教养”。管教所的中心活动,是规训出一批批“既驯顺又能干的肉体”,让他们每天在田地或车间里劳动九或十小时,将不良少年的负能量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生产力。
总之,在福柯看来,从18世纪的肉体惩罚到19世纪的灵魂规训,意味着权力控制社会的方式的系统转变。后一种手段当然显得人道很多,但并不代表行使的权力更少。精确地控制人的生命的方方面面,有可能是比把人当众肢解更全面的权力操作。
福柯告诉我们:梅特莱是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缩影。宗教、道德和人道信念,配以各种管理和技术措施,其间也包括建筑设计等空间措施,将古典的惩罚转变为一整套规训技术,从刑罚机构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把现代社会变成一个“监狱网”。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
今天的我们
以梅特莱为参照系,反观我们今天在规训体系中的几大特征吧:
- 空间定位
每人都被分配一个恰当位置,各就各位。人处在什么位置,清楚表明他是谁,是什么。
港大的高桌晚宴开始前,司仪总会朗声宣布:“Everyone, please find your place and be seated!各位,请找到您的位置,坐下!”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就想起福柯,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对一个“社会人”来说,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该是一个多悲惨的loser输家?!中餐的圆桌,其几何形状似乎暗示取消了空间等级。但当你参加官员、名流的宴会时,你会乱坐吗?一等人士该坐哪儿,二、三等该坐哪儿,等等,一堆讲究——每个人都被空间化了。
1967年电影《游戏时间》(Playtime)剧照, 导演贾克·大地(Jacques Tati )
- 时间细分
每人将自己的活动进行分秒控制。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开辟了经济特区,这样的时间经济学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忙忙碌碌的现代人”。今天,包括按时提醒技术都日新月异。击鼓、摇铃和墙上挂的日程表早被抛弃,手机、软件、网上日程表等等,越来越精确无误、隐蔽但无处不在,以确保你在任何空间中,都不会荒废自己被预设好的时间。
- 重复练习
每人成为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通过足够重复动作,形成对自己工作的条件反射般的熟练,以成为“专家”。
《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工厂流水线上的熟练工形象,今天早已化入各行各业。很多大型建筑设计公司不光把设计人员按专业和流程分,还在同一建筑专业内细分成:地下室柱网和停车位专家、核心筒和卫生间专家、住宅户型平面专家等等。这种将人的技能无限细分的逻辑,在今天催发出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热衷——最终,在重复而不出错上,机器远比人优越。
卓别林《摩登时代》
- 精密等级制
一条极复杂的权威等级和规训链条。每一层级监管下一层。
你不需要了解复杂的体系,也不需要看到更大的图景,做更综合的判断。你只要、只能专注眼前工作,效忠直接上级。
军队等级 ©️Honoré Daumier
- 判断规范化
持续分析受规训的人是否以任何方式偏离规范。
法律只以极端否定形式限定人的行为——什么是你绝对不可做的。但它无法精确规定什么是不适合做的,什么是希望你做的。而规训不同:它教你戒掉所有不规范、不正常行为,鼓励你做好事。它的教化不光通过惩罚,还通过奖赏。它给予好行为以奖状和小红花。它通过各层次规范,通过对逾越规范者施加内在力量,以更微妙、更全面的方式行使权力,规训一切。
在海洋公园:海豚跳过一个圈,赏条小鱼;跳不过,打屁屁。在疯人院:一排 “正常”程度渐变的病房。病人必须得表现出机构所规定的良好、恰当和理智的行为,才能进阶换房……军队、学校、医院、救济院、工厂、机关、政党、公司、宗教团体都是这样。
浪子的历程(A Rake's Progress)卷八:在疯人院中 ©️William Hogarth
今天的我们,以为远离了十八世纪的示众柱、绞刑架的酷刑国度,经由十九世纪的激进刑罚改革,到今天,都是获得自由解放的现代人。福柯则告诉我们:十九世纪的监狱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演变成全方位的规训社会,的确把我们再造成一种新人:“驯顺的工人,按命令做事,从不发问。一台自动机器,喂养资本主义工厂的完美饲料。”
英国摇滚乐队 Pink Floyd 专辑《The Wall》MV画面
注:
本文是继《“建筑是治疗的机器”》之后,又一篇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与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Sickness, Madness and Crime as the Grounds of Form)交叉阅读,整理出来的笔记。本文引用的福柯文字,大部分引自刘北成、杨远婴的译本《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个别词语翻译笔者有改动。Robin Middleton的论文分两期发表在:AA Files, No. 24, pp.16-30; No. 25, pp.14-29.
头图分别为:梵高画作《囚犯放风(Prisoners Exercising (after Doré))》©️The Vangogh Gallery;达米安被拉向刑场前 ©️Wikipedia
作者介绍
朱涛,香港大学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朱涛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有方创建合伙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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