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

从四马分肢到灵魂整治——疫病期间读监禁史

朱涛2020-03-11

十九世纪的监狱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演变成全方位的规训社会

“惩罚，应该袭击灵魂，而不是肉体”——法国哲学家 G. B. Mably

“驯顺的工人，按命令做事，从不发问。一台自动机器，喂养资本主义工厂的完美饲料。”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1757年3月28日，仆人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 ）因谋刺国王路易十五，被判处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前”公开认罪”，当众处决。既定程序是这样：

他应“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1757年3月28日，巴黎格雷夫广场(现为维尔酒店所在地)，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因弑君被拷打、“四马分肢” ©️Wikipedia

这仪式已经够骇人的了吧？但实际上，据旁观者记录，那场处决过程要混乱、恶心的多。在现场，刽子手用特制的、1.5英尺长的、通红的铁钳，从达米安的腿上和胸部撕肉，费很大力才撕下几块；四马分肢，不得不增加到六匹马，无论怎样鞭打，也拉不开达米安的四肢，竟然还有一匹马累到自己仆街。最终，彻底无望的刽子手只好拔出匕首，直接在达米安的腰部和肩膀处切割，才帮助群马一一拉断他的四肢。（就因为刽子手在四马分肢上操作不利索，原本许诺给他的达米安的头发被充公，拍卖所得的钱散给了穷人。）当刽子手把失去四肢的达米安往火堆里扔时，达米安还活着，下颚左右移动，似乎在说话……

这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一书的开篇描绘的场景。我第一次读时，下巴颏差点掉到书上：福柯为啥要援引史料，如此细致入微地，还原18世纪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场景？以后再读，我越来越佩服福柯不愧是写作高手：今天读者对这种场景有强烈反应，恰恰说明了，今人对惩罚罪犯的理解，已经离18世纪习俗很远很远了。

福柯的文字紧接着这个场景做了个剪切，如同电影蒙太奇，一下子切入80年后的1837年，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列昂·福歇（Léon Faucher）为 “巴黎少年犯教养所” 制定了规章，其中规定：“犯人作息日冬天从早上6点开始，夏天从早上5点开始。每天劳动9小时，学习2小时。作息日冬天晚上9点结束，夏天晚上8点结束。”

“起床。第一次击鼓时，看守打开囚室门，犯人必须起床穿衣，并保持肃静。第二次击鼓时，他们必须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第三次击鼓时，他们必须整队出发，到小教堂做晨祷。每次击鼓间隔5分钟。” 如此这般，犯人的每一秒钟都详细规划好。

列昂·福歇（Léon Faucher）肖像 Daumier, Honoré，1849 ©️digitalcommonwealth.org

出自书 Foucault For Beginners （作者：Lydia Alix Fillingham） ©️Moshe Susser

显然对今人来说，后一种严格作息是熟悉的惩罚方式，前一种当众车裂已非常陌生。是什么导致这巨变？人们当然会泛泛说是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进化了，司法更人道了。但在福柯看来，这标志着权力和权威控制社会的方式的系统转变。

量化痛苦

福柯批评传统的历史研究，习惯于把人当作抽象存在，而忽略他们作为活生生身体的存在。而当福柯仔细探究国家和机构是怎样管理和规约人的身体时，他发现18世纪末产生了巨大变化。

之前，身体之痛对权力控制至关重要。折磨犯人既是审判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惩罚中的主要部分。今人不禁会问：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尚未被判罪，怎么就开始对被告实施惩罚？问题是，在之前，罪行不是被视为有和没有两极。只要人被当作疑犯抓起来，他就不会是无辜。有一点证据就能证明一点罪行，而加一点折磨就能带来一点证据，所以折磨是审判的必要条件。而当审判结束，将犯人判罪后，行刑通常就是根据罪行等级，严格实施相应等级的刑罚，给罪犯的身体造成精确量化的痛苦。

在这个惩罚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死刑也是一种酷刑。它不仅剥夺人的生存权，也让犯人体验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的顶点。在死刑犯中，那些被斩首的算是有福了，因为那是零度酷刑，无痛；而绞刑、火刑和轮刑将身体痛苦延长，肢解活人则使痛苦达到极点。

所以福柯形象地说，“极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

而对当权者来说，所有罪行都构成对国王权威的挑战。于是对犯人判罪后，在公众面前对其施以酷刑，可起到向天下昭示惩罚，维护统治秩序的效果。换句话说，公开处决不仅是一种司法仪式，也是一种政治仪式。

但在18世纪，公开处决总连带一个不定因素，让当权者头痛：来围观的群众往往情绪不稳定。有的观众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喜欢亲手虐待犯人，对着犯人吐吐沫、投石块之类——这导致刽子手在领犯人游街，通过人群时，经常要奋力“保护”犯人，免遭人群攻击；有的观众围观断头台，既为了亲历犯人被大卸八块的痛苦哀嚎，也着迷于听犯人在临死前，在其生命进入彻底无牵挂、nothing to lose的状态下，对法官、法律、政府、宗教等一切权力人物和机构的恣意咒骂。这些观众同时为犯人的激进言论和悲惨受难鼓掌；有观众甚至发动暴乱，阻止他们认为不公的处决，从刽子手手中抢走犯人，追打刽子手，辱骂法官和扰乱公堂。总之，到了18世纪后期，公开处决犯人，本为了弘扬权威，威慑百姓，其实际效果却越来越不可控制。

同时，很多思想家们开始探讨惩罚的真正意义。法国哲学家 G. B. Mably (1709 – 1785) 在1776年《法例》中写道：“惩罚，应该袭击灵魂，而不是肉体”。换句话说，折磨罪犯，让他们遭受身体痛苦不是根本，司法的重心应转向整治他们的灵魂。

到18世纪末，观念开始转变：对犯罪的惩罚不再是强迫犯人的身体受折磨，而体现在对他的权利的剥夺。其目的是让他悔悟、重生，成为一个有用公民。当时有很多法律改革家反对死刑。即使对某些罪行仍要处以极刑，处决也要迅速、标准化，在隐秘的场所进行，不再示众。处决本身也不再意味着最高惩罚，而是最高级别的权利剥夺。

在这些思想推动下，监禁变得重要了。相对来说在十八世纪，关押犯人多是在审判期间的暂时扣押。而到了十九世纪，监禁成为刑罚的普遍形式。审判可根据罪行等级，精确地裁定监禁长短。如果还有其它冒犯，可在监禁上附加其它惩罚：限制光线和饮食、强制劳动、单独监禁等等。在拿破仑颁布的1810刑法中，基本上所有罪行都可用监禁来加以惩罚。

当然会有很多人抱怨，这种刑罚未免太笼统了吧。一位执行官抱怨：“我出卖了我的国家，他们把我关起来；我杀了我老爸，他们把我关起来。所有可以想象的犯罪都以一种方式惩罚——我似乎看到一位医生对所有疾病都采用同一种疗法。” 那么，如何贯彻新的刑罚思想，让监禁变得真正精准、奏效呢？

福柯发现，在19世纪，一种新科学，或更精确地说一个“新工程”，诞生了。福柯称之为“规训discipline”。它不光出现在刑罚机构里，也出现在军队、学校、医院、疯人院、救济院、工厂。前面提到，福柯将福歇1837年制定的教养所规章看作“规训”出现的缩影。在《规训与惩罚》最后一章总结部分，福柯称1840年1月22日，梅特莱（Mettray）农场的开幕标志着完整 “监狱体制”的诞生。

控制生命

1836年，法国皇家律师、积极投身法律改革的德梅茨（Frédéric-Auguste Demetz 1796–1873) 与建筑师布鲁埃（Guillaume-Abel Blouet 1795-1853)一道，参观美国和欧洲的监狱建筑与管理。1837年，他俩联手创立了梅特莱——一个农场殖民地形式的少年管教所。建筑师布鲁埃的职业生涯在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第二部分有详尽介绍。

布鲁埃就学于巴黎建筑学院（École Spéciale d'Architecture），于1821年获得法国国家建筑大奖(le grand prix national de l'architecture)，其作品就是一座法庭连带一个监狱设计。在他毕业后回巴黎短暂工作几年后，于1829年被法国政府派往希腊测绘伯罗奔尼撒古迹。在他后来出版的考古测绘书的第三卷中（1838年），大胆地将埃伊纳岛的阿法埃娅神庙绘制为鲜艳的彩色，支持当时法国正在出现的激进反正统学说：古希腊神庙原本不是温克尔曼所描绘的洁白、纯粹、抽象的，而是五颜六色、充满装饰的。布鲁埃于1832回到法国，从Jean-Nicholas Huyot处接手，主导凯旋门的深化设计和施工，直到凯旋门于1836年竣工。

1834年建造凯旋门的最终设计项目图 ©️布鲁埃

如日中天的布鲁埃不知为何，突然改变自己的职业轨迹，断然放弃宏大的古典主义建筑路线，转向严格的实用主义、人道主义设计观，并坚信通过建筑推动社会改革。他在1837年出版的美国监狱考察报告中写道：“严格的必要性赋予形式。由此得到的形式，总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 布鲁埃于1838年被委任为法国监狱总督察，与德梅茨一起设计了梅特莱。

布鲁埃的建成方案有一个简单格局：一个四边围合起来的长方形院子，纵深中轴线的近端是教堂，其背后直接连着单独监禁的囚室，类似监狱的布置。教堂两边是左右对称，每排各五栋所谓的“家居”——不良少年们的组织单元。院子入口处是两栋行政楼，最后方是农场楼。一切设计都很基本，一方面反映梅特莱整个项目的草根理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让“少年犯”们自己动手修建起来。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个机构和建筑都必须服从道德改良的理念——匮乏和严格是准则，建筑的艺术表现根本不在考量中。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 ©️wikidata.org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农场楼平面图，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教堂及囚室平面图，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教堂及囚室剖面图，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在“家庭”房间中的睡眠安排与清扫，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少年管教所教堂内部场景，出自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

梅特莱的规章足足有50页。那些被认为是品行不良的少年（梅特莱只收容男性），尚未到被判罪的年龄，到这里被分配到各个“家庭”中，接受督导管理。督导和他们住在一起，与他们分享生活中的一切。督导还有个助理，是由少年犯们自己选出来，称为“兄弟”。少年犯们接受一些非常初级的教育——阅读、写作、初等数学，一点皮毛的地理和历史，加上唱歌。但他们被倾力教的是干农活和手艺活。他们的活动的每一分钟都被规划好，由钟声调控。

5:00起床（冬天6:00），洗脸穿衣，从5:30工作到8:00，早饭，上课，再从11:00工作到12:00。午饭后短暂娱乐一下，从1:30工作到7:30，中间间歇不超过半小时。下班后洗漱，晚餐，听课，祈祷，最后在9:00上床。周日基本是宗教活动。大多数活动都在静默中，孩子们只能在娱乐期间交谈。“家庭” 之间相互隔离，从不交往。服从是绝对的。任何违规，受到的惩罚不是殴打或强制劳动，而是单独监禁，只给少量面包和水……

La Revue du Dimanche，出自《星期日评论》 ©️因德雷-卢瓦尔省档案馆

创造梅特莱的改革家们非常狂热地相信自己这套体系。他们甚至构想稍晚些，到1857年，再增加一个父系管教所，以便他们从更小的孩子开始管教。这个管教所的计划把小孩们都投入单独禁闭中，在房间后面布置监察通道，在前面放置集中监察塔。建筑师是J. Alexandre Thierry (1810-90)，布鲁埃的学生。

父系管教所提案，1857 ©️J.-A. Thierry,

为什么福柯认为梅特莱标志着“监狱体制”的诞生？在他看来，这模范农场+管教所是“ 最极端的规训机构，是各种对行为进行强制的技术集大成的标本”。在那里，人们可发现“修道院、监狱、学校、兵团”等所有机构的组织原型。不良少年们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这些班同时奉行五种模式：

家庭模式（每个班都是由两个“老大哥”与“兄弟”组成的“家庭”）；

军队模式（每个家庭有一个班长，下分两个小组，每组各有一名组长；每个囚犯都有号码，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每天有一次卫生检查，每周有一次服装被褥检查；每天有三次点名）；

工厂模式（有监工和工头，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与年轻囚犯学艺）；

学校模式（每天上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课；由训导员或副班长讲课）；

司法模式（每天在谈话室进行“司法”惩治：“任何轻微的不服从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避免严重违法乱纪的最好方法是极其严厉地惩治最轻微的错误：在梅特莱，说一句废话都要受到惩罚。”

梅特莱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创造出来的所有规训措施都是为了使之不成其为一所硬核监狱。前面提到，它的确有单独禁闭室，类似监狱囚室。但禁闭企图带给孩子们的不是肉体痛苦，而是道德和宗教启蒙。禁闭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孤独是影响孩子道德本性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孤独时，宗教的声音，即使以前从未进入他们的心灵，现在也会恢复全部感人的力量”。

在梅特莱，督导每天都针对每个孩子写报告，交给上级，再由上级交给德梅茨。德梅茨会撰写年度报告，发给客户群。梅特莱变得极富盛名，成为梅特莱的客户几乎成了当时欧洲的时尚。拿破仑三世自己就于1849年率领四位部长和一群官员前往视察。但米德尔顿认为，梅特莱的成功是有限的。它不得不靠巨量资源，投入持续的监视和严格规训，而并不见得降低犯罪率（也许可称为19世纪的维稳）。梅特莱甚至宣布少年们被“成功”规训、回归社会的时间，也往往是仔细算好，以配合军队的征兵。

作为一个农场管教所，梅特莱的真正要点，恐怕还在于“劳动教养”。管教所的中心活动，是规训出一批批“既驯顺又能干的肉体”，让他们每天在田地或车间里劳动九或十小时，将不良少年的负能量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生产力。

总之，在福柯看来，从18世纪的肉体惩罚到19世纪的灵魂规训，意味着权力控制社会的方式的系统转变。后一种手段当然显得人道很多，但并不代表行使的权力更少。精确地控制人的生命的方方面面，有可能是比把人当众肢解更全面的权力操作。

福柯告诉我们：梅特莱是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缩影。宗教、道德和人道信念，配以各种管理和技术措施，其间也包括建筑设计等空间措施，将古典的惩罚转变为一整套规训技术，从刑罚机构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把现代社会变成一个“监狱网”。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

今天的我们

以梅特莱为参照系，反观我们今天在规训体系中的几大特征吧：

空间定位

每人都被分配一个恰当位置，各就各位。人处在什么位置，清楚表明他是谁，是什么。

港大的高桌晚宴开始前，司仪总会朗声宣布：“Everyone, please find your place and be seated！各位，请找到您的位置，坐下！”我每次听到这句话，就想起福柯，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对一个“社会人”来说，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该是一个多悲惨的loser输家？！中餐的圆桌，其几何形状似乎暗示取消了空间等级。但当你参加官员、名流的宴会时，你会乱坐吗？一等人士该坐哪儿，二、三等该坐哪儿，等等，一堆讲究——每个人都被空间化了。

1967年电影《游戏时间》（Playtime）剧照, 导演贾克·大地（Jacques Tati ）

时间细分

每人将自己的活动进行分秒控制。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开辟了经济特区，这样的时间经济学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忙忙碌碌的现代人”。今天，包括按时提醒技术都日新月异。击鼓、摇铃和墙上挂的日程表早被抛弃，手机、软件、网上日程表等等，越来越精确无误、隐蔽但无处不在，以确保你在任何空间中，都不会荒废自己被预设好的时间。

重复练习

每人成为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通过足够重复动作，形成对自己工作的条件反射般的熟练，以成为“专家”。

《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工厂流水线上的熟练工形象，今天早已化入各行各业。很多大型建筑设计公司不光把设计人员按专业和流程分，还在同一建筑专业内细分成：地下室柱网和停车位专家、核心筒和卫生间专家、住宅户型平面专家等等。这种将人的技能无限细分的逻辑，在今天催发出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热衷——最终，在重复而不出错上，机器远比人优越。

卓别林《摩登时代》

精密等级制

一条极复杂的权威等级和规训链条。每一层级监管下一层。

你不需要了解复杂的体系，也不需要看到更大的图景，做更综合的判断。你只要、只能专注眼前工作，效忠直接上级。

判断规范化

持续分析受规训的人是否以任何方式偏离规范。

法律只以极端否定形式限定人的行为——什么是你绝对不可做的。但它无法精确规定什么是不适合做的，什么是希望你做的。而规训不同：它教你戒掉所有不规范、不正常行为，鼓励你做好事。它的教化不光通过惩罚，还通过奖赏。它给予好行为以奖状和小红花。它通过各层次规范，通过对逾越规范者施加内在力量，以更微妙、更全面的方式行使权力，规训一切。

在海洋公园：海豚跳过一个圈，赏条小鱼；跳不过，打屁屁。在疯人院：一排 “正常”程度渐变的病房。病人必须得表现出机构所规定的良好、恰当和理智的行为，才能进阶换房……军队、学校、医院、救济院、工厂、机关、政党、公司、宗教团体都是这样。

今天的我们，以为远离了十八世纪的示众柱、绞刑架的酷刑国度，经由十九世纪的激进刑罚改革，到今天，都是获得自由解放的现代人。福柯则告诉我们：十九世纪的监狱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演变成全方位的规训社会，的确把我们再造成一种新人：“驯顺的工人，按命令做事，从不发问。一台自动机器，喂养资本主义工厂的完美饲料。”

英国摇滚乐队 Pink Floyd 专辑《The Wall》MV画面

注：

本文是继《“建筑是治疗的机器”》之后，又一篇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与Robin Middleton的《疾病、疯狂、犯罪作为形式基础》（Sickness, Madness and Crime as the Grounds of Form）交叉阅读，整理出来的笔记。本文引用的福柯文字，大部分引自刘北成、杨远婴的译本《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个别词语翻译笔者有改动。Robin Middleton的论文分两期发表在：AA Files, No. 24, pp.16-30; No. 25, pp.14-29.

作者介绍

朱涛，香港大学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朱涛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有方创建合伙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