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行、驴行、骑士行—— 听《迂回艺术：柯布西耶的政治》有感

柯布西耶，一个在城市设计上崇尚直线交通的现代主义大师，却在个人的政治轨迹上左右摇摆，曲折驴行？建筑史家让-路易·科恩在2016年的演讲《迂回艺术：柯布西耶的政治》，考察了柯布一生中复杂多变的政治倾向，探讨了大师不广为人知的一面。

The Art of Zigzag: Le Corbusier’s Politics，让-路易·科恩，2016 （讲座全文翻译）

关于柯布，向来话题不断，近期一个热点就是他的政治。2015年，法国记者和作家德雅赫西（Xavier de Jarcy）出版了《勒·柯布西耶——一个法国法西斯》（Le Corbusier, un fascisme français）一书，指控柯布的“法西斯”“劣迹斑斑”：他于1920-30年代，在极端反民主的杂志上发表城市理论，热衷推行机械化、标准化、流水线、等级制的现代城市，实质上是与法西斯思想合谋；他在二战期间与德国的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合作，在战后又利用各种光环掩盖自己的恶行…… 柯布这样的政治恶棍，德雅赫西质问，怎能在法国成为国家英雄？

这本书在法语公众中激起不小波澜，但欧美建筑学术界普遍对它嗤之以鼻。资深的柯布专家们大多认为该书没有发掘出任何新史料，只是二手援引学界已发表的信息，用耸人听闻的语调夸大其词，在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中“带节奏”而已。科恩在2016年的演讲，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通过严谨的历史研究，对该书的回应。

研究历史有什么用？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在小说《蟹行》（Crabwalk，2002）中告诫人们：人们应该像螃蟹那样，先谨慎后退——仔细梳理二十世纪的废墟和创痛，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更好地前行。（科恩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有听众提及该小说。）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科恩的演讲，看看他是如何“蟹行”，梳理历史记忆的。

蟹行科恩

一项优秀的历史研究除了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生动有趣的论述外，还需具备两个基本品质：

新史料：不满足于二手援引别人已发表的、诠释过的史料，而是独立挖掘出新的一手史料，贡献出新知识，作为自己开展历史分析的基础；

新观点：通过缜密论证，推翻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或个人化的偏狭意见，得出令人信服、刷新人认识的观点。

我们先看看科恩的史料运用。在演讲开头，科恩说他“聚焦”于“一些政治运动在柯布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中对他的影响”。这“聚焦”不光指科恩的研究主题，也可以是了解他的研究方法的关键词。具体而言，科恩用的史料，“聚焦”在柯布的“政治言论”上，而极少涉及到两点：

一是没有从整体上，把柯布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建筑运动中，考察建筑先锋派与集权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欧洲，现代建筑运动几乎与法西斯运动同步发展，于二十世纪初兴起，到1930年代达到高峰，两者形成一定的思想耦合：两者都痛恨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传统价值的断裂，渴望重建稳定的地域、社区和文化，同时两者又——非常矛盾地——积极拥抱经济和技术的动态发展。两者都拒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它们都过于“唯物”，而幻想在两者间找到神秘的第三条道路。阿兰·柯洪（Alan Colquhoun）在《现代建筑》写道：*“把现代建筑运动判定为罪恶法西斯，当然是绝对的错误。但它（现代建筑运动）达到最高强度的时期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导特征——反民主、集权政治运动相重叠，肯定不是偶然的。” * 如果能把柯布放在这个整体语境中考察，相信能更全面地读解他与现代建筑、法西斯和其它集权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是没有探讨更具体的，柯布广为人知的作品，即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的空间和社会愿景。（有一个例外，稍后提及。）那么，不可避免的，柯布作品和设计思想所牵连的、延展出来的政治，或柯布的“建筑学中的政治意涵”，在科恩的演讲中几乎没有被讨论。比如，柯布在阿尔及尔（1930年代）和昌迪加尔（1950-60年代）的规划和设计，涉及到民族独立、殖民主义和解殖民、“第三世界”现代化等等政治议题，都不在科恩的考察范围中。

即使只针对柯布本人的政治倾向，一些复杂层次也难以触及。比如，科恩说“很明显，柯布西耶从未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总是认为议会、代表大会、人民是阻碍设计的因素。” 的确，柯布在推销自己的设计思想和接项目上，绝对是精英主义，喜欢直接和顶层决策者打交道。但在更广泛意义的政治信仰上，柯布真的“总是”反对民主政体吗？晚年柯布倾注如此大的热情，设计“三权分立”的昌迪加尔政治中心，其中当然包括宏伟的议会大厦，不正是为旁遮普邦和整个印度，打造一座指向未来民主之路的灯塔？

简言之，科恩的演讲，不追求外延的广，而是内涵的深，从主题到史料运用，都非常聚焦。科恩的确是史学大家，即使聚焦到如此“小”的一点上，他所挖掘出的史料，其原创性、丰富性都令人叹为观止。我尝试分为几类：

• 信件：柯布给妈妈、导师和友人的信；

• 著述：柯布自己发表和未发表的著述（包括报刊文章和书），还有当年各种媒体对柯布的评论；

• 影像：科恩找到了唯一幸存的一套电影胶片《建设者们》，使用了柯布在里面的大段演说和画图演示；

• 档案：当然上述资料很多都源自各类专业档案，但我仍把“档案”单列出来，是特指一份“非专业档案”材料。柯布因在1930年代频繁参与左翼政党活动，导致他在1940年被巴黎警察局传讯。科恩居然在巴黎警察档案馆淘出一套有趣材料：一封匿名指控柯布为共产主义分子的举报信，以及警察局做出的否决这项指控的调查报告。

• 设计作品——前面提到，科恩很少探讨柯布的设计作品。但唯一例外是，科恩凭自己早先发现的一套柯布1938年所做的保罗·瓦扬·库图里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纪念碑设计竞赛图纸，细读该作品的形式语言和社会语境，以及柯布与当时法国左翼政治的关系。

尤其让我脑洞大开的是，科恩盯准柯布在纪念碑方案中首次出现的“手”的雕塑，追溯出它源于法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于1936年的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中，多列士从“无神论者”左翼政党出发，向不同信仰和行业的人——天主教徒、工人、雇员、艺术家、农民等等，伸出和解团结之手。

由此，科恩紧抓住柯布这“手”的创作母题，进一步梳理诠释，最终通达柯布晚年在昌迪加尔的“开放的手”：“柯布西耶一直在用一种极其聪明的方式操纵‘手’的涵义。” 晚年柯布的 “开放的手”，在科恩看来，实际上是通过将1938年的和解之手中所含的共产主义内涵“中性化”，通过把手设计得可以随风旋转，且两面都是正面，最终“为一种模糊的、战后的、人文主义话语所用。”

“手”最终直指科恩演讲的结论——

驴行柯布

柯布擅长在各种政治潮流中审时度势，见机行事。但同时，针对每一刻，他“或多或少都坚定地拒绝成为那些政党和国家领袖的附庸。” 换句话说，柯布在政治上忽左忽右，“既显得极端模棱两可”，也同时展现出一种“始终不明确选边站队”的高超技巧。

在科恩看来，其他一些“明确选边站队”、投靠强权的御用建筑师，是让权力操纵建筑；而柯布似乎相反，他似乎在为了建筑 “操纵政治”，“或至少在保留自己建筑理念和专业性的基础上，利用当时的政权来达成目标。”政权和政客是他的工具而已——“柯布从未停止视政客为接力者、他的项目的中介、他的建筑理念的刺激力量。”

科恩将柯布的政治术概括为“zigzag”策略，知识雷锋将其巧妙地译成“迂回术”，呈现中性色彩，非常符合科恩演讲的基调。科恩以超强的同理心和宽容态度，将柯布在不同时刻，与不同政客的打情骂俏，看作是为了推动建筑学进步的“政治术”。最后科恩甚至极富诗意地引申：也许“开放的手”才是柯布真正连贯的“信仰”——通过清除手的具体政治意涵，柯布“使其成为和谐的象征，也成为他对剧烈变化着的世界所做贡献的标志。”

我被科恩的历史分析所信服，认为他对柯布的论述是贴近史实的。但我个人缺乏科恩的宽容，会对柯布的政治做出更强的道德评判。在英法文中，zigzag还有“驴行”的讽刺含义（zigzag donkey path。科恩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也有听众提到这点。）柯布曾在1927年宣称：“弯曲的街道是驴道；笔直的街道，人的路。” 而在2016年，大师的政治轨迹被描绘为zigzag，我个人觉得其中有很强的讽刺性。

Zigzag中的负面含义进一步扩大，就是骑墙派、见风使舵、机会主义……难道大多数建筑师在和权力打交道时，不都是这样？那他们与柯布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是不是仅仅在于：大部分建筑师既没有政治立场，又没有专业愿景，只是浑浑噩噩、随波逐流；而柯布虽没有政治立场，但有超人的专业愿景，还能时时地雄辩、智慧地以捍卫建筑学的名义（今天人称“自主性”），为自己的道德污点辩白？

科恩-柯布的zigzag，也让我时时想起库哈斯的“冲浪”比喻：“我们有点像浪上的冲浪者：他不控制它们，但他了解它们；他知道如何利用它们，也知道如何反抗潮流。” ——这恐怕也和柯布的“迂回术”是一回事吧？

借助科恩演讲，我们似乎可以理出建筑师面对强权政治的三种策略：

1.投靠（直行一）：如投靠墨索里尼的马塞洛·皮亚琴蒂尼（Marcello Piacentini）、投靠希特勒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投靠斯大林的鲍里斯·伊凡（Boris Iofan）等

2.抵抗（直行二）如柯布工作室里的让·普鲁维（Jean Prouvé）和夏洛特·佩里安（Charlotte Perriand），两人在二战期间，一个投笔从戎，加入抵抗运动，一个流落他乡，宁可牺牲自己的职业，也不愿与法西斯傀儡政府合作，折损自己的道德品格和正义追求。

3.迂回（驴行）：如柯布。

相比第一类，那些将建筑学出卖给强权的投靠者，我当然敬仰坚守现代建筑原则的迂回者柯布；但相比柯布，在人格上，我更敬仰第二类抵抗者。

最后，我想追问：在投靠、抵抗和柯布式迂回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策略？

骑士行异见者

1923年，流亡柏林的俄国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将他在1919-1921年间在俄国写的系列短文辑录成书，取名《骑士的移动》（Knight’s Move）。他在前言中写道：在横平竖直的棋盘网格中，骑士却要以奇怪的L形曲折路径移动（即zigzag），为什么？

什克洛夫斯基解释：一是出于艺术本身的特性；二是因为在他的时代，艺术已被禁止直抒己见，艺术家只能曲折移动。但这“骑士的移动”，不是懦夫的闪躲，而是勇者的摸索——“当我们用自己的双眼所看到的，比诚实的卒子和尽职的国王看到的更多时，我们（不这样做）还能做什么呢？”

什克洛夫斯基的“zigzag迂回术”，不是政治术，而是创作术。他探讨的是：如果到处都是高压禁忌，艺术家不愿归顺权力，还要继续创作，该如何做？什克洛夫斯基坚信：沿着曲折路径移动，使用间接隐晦的手法，仍能为艺术注入新的想象力和语言能量，抵抗强权催生的媚俗和陈词滥调。

建筑师一定会问：什克洛夫斯基的 “骑士行”作为一种艺术策略，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艺术毕竟可以充分利用象征和隐喻，表达不方便直说的话。但是建筑如何“骑士行”？

我心目中的典范是巴西建筑师阿蒂加斯（Vilanova Artigas） 和卡洛斯·卡斯卡迪（Carlos Cascaldi）的圣保罗大学建筑与城市学院大楼。整栋楼基于两位建筑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极力弘扬空间的公共性和流动性。任何圣保罗大学师生和市民，都可从开放的大学校园，自由进入大楼，随意通达各层，并通过中庭进行各楼层间的视觉互动。在巴西军事独裁政权期间，这栋楼成为大学师生和市民们聚集和静坐示威的理想场所。巴西当代建筑师安吉洛·布奇（Angelo Bucci）曾向我这样描述该建筑："当圣保罗的市民被迫沉默，该建筑本身在持续发言。"

在禁忌下，无法直行，只能迂回。但这迂回不是柯布式的机会主义政治术，而是一种仍坚持鲜明道德政治立场的、异见者的创作术。不是为了建筑操纵权力，而是利用建筑为沉默的人们讲述政治——异见者的骑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