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自由像——2020年虚拟毕业典礼的虚拟感言

今年夏天，所有人都毕业了。不光是毕业班的同学，还有全体市民。大家从此走向社会——一个全然陌生的社会……

孩子们的自由

当夹在两个超级权力的争斗间，你是否不得不归顺其中一方，你是否仍能坚持寻找自由？你是否仍能想象新的可能性？

俄国作家、文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 1893-1984)通过一个苏维埃版自由像的寓言，告诉我们：自由不存在于任何强力内部，而在强力之外，或之间。

1909年5月，圣彼得堡尼古拉斯火车站附近的Vosstania广场中，竖立起一座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塑像。1918年10月，十月革命一周年时，这座塑像仍然还在，但外表被盖满颂扬自由、艺术和革命的木板和标语，其中有几个大字将这个新装置命名为“自由纪念碑”。人们往往这样概括历史变迁：俄国沙皇像，经过革命，变成了苏维埃自由像。

但是这概述，能揭示历史的全部真理吗？

“不对，不。不是全部真理。甚至不及真理的四分之一” 什克洛夫斯基争辩道，他告诉我们历史还有另一重真理：

“街上的顽童正在向行人兜售香烟。当持枪的警察来抓他们，要将他们押往可以拯救他们灵魂的收容所时，顽童们就会高叫‘快跑！’然后以极专业的水准吹口哨，向四面八方散开，最后聚拢在自由像。”

孩子们会钻进标语木板下方的空隙里，躲进那个奇怪的地方，躺下，等待，甚至在木桩间的绳索上荡秋千

这是一个充满不定性的时刻，沙皇的纪念碑尚未被毁，革命的纪念碑是临时的。正由于两个纪念碑之间的极端不匹配，使得通常作为实体纪念碑有了空隙——“室内”，公共场地变成了可躲藏的地方。孩子们在“沙皇与革命之间”找到了庇护所，找到了自由。

骑士的移动

如果到处都是高压禁忌，艺术家该何去何从？

1923年，流亡柏林的什克洛夫斯基将他在1919-1921年间为俄国报纸《艺术生命》写的系列短文辑录成书，取名《骑士的移动》（Knight’s Move）。在横平竖直的棋盘网格中，骑士为什么要以奇怪的L形曲折路径移动？他在书的序言中解释：一是出于艺术本身的特性；二是因为，在他的时代，艺术已被禁止直抒己见。那究竟是个怎样的时代？什克洛夫斯基这样描述：

“一些人说——在俄国人们死在街头；在俄国人在吃人，或者人能吃人了……

另些人说——在俄国大学仍在运转；在俄国剧场爆满。

你为自己选择你要相信的。

但为什么选择？一切都是真的。

——在俄国总有另外的事。

在俄国每件事都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对所有事都变得机智，除了对我们自己。”

在那这样的时代，艺术家的曲折移动，不是懦夫的闪躲，而是勇者的摸索——“当我们用自己的双眼所看到的，比诚实的卒子和尽职的国王看到的更多时，我们（不这样做）还能做什么呢？”

陌生与新生

1917年，什克洛夫斯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艺术理论概念：“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or“estrangement ")。

艺术形式不同于日常实用形式，就如诗歌不同于日常语言。在日常中，人们对事物习以为常，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知道”一切，陷入对所有事物的自动化判断和处理程序中。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艺术作为一种“操作”，旨在以新的想象、方法和形式，将事物“陌生化”，挑战人们习以为常、麻木已久的对世界、社会和生活的感知和判断，刷新人们的经验，启示新的可能。

艺术的“陌生化”不是将人 “异化”。恰恰相反，它通过延迟人们的惯常结论和结局，鼓励人们流连在认知的矛盾性和思想、感官的游戏状态中，将人从日复一日的自动化运转和功利主义的效率算计中解放出来。它并不将人从生活语境中全然抽离，投入到一个孤立的艺术框架中。它其实可以帮人找回对生活的“感觉”，重新发现世界。“陌生化”赋予艺术以魅力，给生活注入生机，让人觉得生活是值得过下去的。

艺术、政治与生活

当艺术有了这种自觉，也同时有了独特的介入政治和生活的角色和力量。学者、艺术家Svetlana Boym观察到，什克洛夫斯基的 “陌生化” 艺术理论概念与阿伦特关于“自由”的政治理论概念，有内在耦合。阿伦特认为“自由”从根本上是“奇怪、陌生的”：独裁者或技术官僚们建立起一套套自动化程序，迫使人们按部就班地履行；自由就是将人们从自动化中推出。但自由的目标，不是让人们在奇怪、陌生的世界中被孤立，感到异化、无助，而是激发人们在公共空间中交流，联起手来，积极地更新世界。

对自由和新生的追求，是推动艺术和政治的动力，也让我们加倍理解和珍惜生命-生活的美和意义。在黑暗时刻，人生，似乎无可挽回地在艰难和陈腐中陷落；社会，感觉在势不可挡地崩溃；人心，每天都被绝望和无聊感碾压。但是，一件有创意的作品诞生，一个有想象力的政治行动发起，不正如一个婴儿的呱呱坠地——TA开始向未知世界伸出探求的手——这一切不都在预示着全新的可能？

海德格尔说人终有一死，阿伦特说新人总会出现。新人持续来到这世界，每一个都是独特的，TA有可能发明新的表达，让艺术演变为之相应调整；TA有可能发起新的倡议，改变我们原以为是“宿命”的社会进程。

的确，环顾四周，你会说，我们正滑入一个黑暗萧条年代，到处都是人性坍塌和系统崩坏。

但朋友，即使灾难无可避免，彼得堡大街上的孩子们鼓励我们：在自由像的空隙间，仍能找到自由，仍可以躲藏和游戏；什克洛夫斯基鼓励我们：沿着曲折路径移动，仍可用新的想象力和语言抵抗一切堕入自动化的结局——艺术家们至少能在死亡面前，把挽歌唱得充满尊严、美仑美奂；阿伦特鼓励我们：正是人的不断新生和重新开始的神奇能力，让我们不管处在多么黑暗的时刻，仍有理由对人的公共事务抱有信念和希望。

我们可以新生，我们现在就应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开始！

注：

• 关于什克洛夫斯基对“骑士的移动”的论述，请参见Viktor Shklovsky,“Knight’s Move: First Preface,”in , Knight’s Move, trans. Richard Sheldon (Normal; London: Dalkey Archive Press, 2005), 3-4；他对“俄国自由像”的论述，请参见同一本书中的 ”A Free Port,”126-127；本文中的所有对什克洛夫斯基的直接引言，都来自这两篇文章。
• 关于什克洛夫斯基对“陌生化”的论述，请参见Viktor Shklovsky,“Art as technique,”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ed. And trans. Lee T. Lemon and Marion J. Reis (Lincoln: Univeris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3-24.
• 关于Boym针对“陌生化”概念，对什克洛夫斯基和阿伦特做的比较研究，参见Svetlana Boym,“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strangement: Victor Shklovsky and Hannah Arendt,”Poetics Today, vol. 26, no.4 (2005), 58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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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朱涛，香港大学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朱涛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有方创建合伙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