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行动 2016-2020｜朱涛建筑工作室四周年

朱涛工作室（深圳）成立四周年感言

2020年8月16日 香港

Zoom，而不是Room，如今竟成了工作交流界面！讨论频繁地被信号滞后打断；用鼠标在屏幕上画的线条色彩艳俗、形状笨拙不堪。对方的PPT已经翻页，那堆鲜艳乱线还悬浮在屏幕虚空中，好不尴尬；平时面对面交谈都不能保证对方听懂，现在隔空对谈更导致误解重重……病疫期间的实体空间隔离，逼迫人潜入虚拟世界交流，这恐怕是对建筑工作室——曾如此仰仗团队成员肩并肩协作、频繁动手画图和做模型推敲设计——的工作方式的致命打击。

但与此同时，一种过去难以想象的团队组织方式也被逼出来了。工作室首先被分割为香港和深圳两个基地；然后有巴塞罗那一个团队加入，合作一个城市设计竞赛——对方五六个成员，即使都在同城，也各自被锁在家；之后一个在温哥华的前同事加入，又一个暂时滞留在哈佛的新同事加入……一个十几人的工作室，居然在欧美亚三个大陆建立起工作网络，以三种时差轮番上班……

在这疯狂的2020年，工作室过了四周年生日。

自2016年在深圳正式注册，工作室有了稳定的实践基地。四年来，人员来去匆匆，投标、交图和汇报的压力从没断过，桌面永远铺满模型残片、打印纸和草图，设计师们可以为一个扶手式样和一块铺地图案吵半天，加班灯光常持续到天亮……

在开发商以资本、设计院以资质主导的市场中，一个小型独立工作室有执业自由和生存空间吗？有！在平日，我们有无限的“努力工作”的自由；想未来，我们有广大的“开辟全新执业境界”的空间。

看到Archidaily 、Pinterest上传播的缤纷建筑图片，我会想起托马斯·曼《魔山》里的肺病疗养院。那里集中隔离了各式各样的有才或有财的光鲜人物，汇成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缩影。在思想上，有人坚持人文主义，有人拥护集权，有人崇尚尼采式的酒神狂欢，有人琢磨精神分析、相对论和宇宙起源；在日常中，有人玩留声机、集邮，有人热衷滑雪和画猪比赛，有人细品巧克力，有人一天吃五顿正餐…….各有各的追求和乐趣，直到十年后一战爆发，收割掉一切…….

不妨用“末日回望”评估现在所做的事，这样残酷、高效：当某个末日降临，时间就要湮没大部分东西，我们希望哪些努力留下，它们本身值不值得留下？多这样想，我们现在的努力就会更聚焦。

请允许我套用阿伦特对人的活动的分类，将建筑师的活动分为三种：

劳动建筑师（Labor architect）——周而复始的生产和消耗，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维持生命。换句话说，靠画图挣钱维生。这是必要的，但没必要深入讨论。（阿伦特的哲学论述：人以劳动维生，就像动物每天外出耗体力觅食，以补充体力，二者间没有根本区别。）

工作建筑师（Work architect）——在生产中注入创造力，让“作品”的意义超越个人的生命局限。在这层次上，建筑师是“技艺者/匠师”，是创造者。那些极力捍卫学科“本体性”或“自主性”的建筑师们，看重的是这层次的价值。他们的职业目标是做 “好作品”。

行动建筑师（Action architect）——建筑师不光在个体设计师意义上创造出空间的非凡，更在空间中企及或实现一种“公共性”，展现出动人的社会愿景，激起众人共鸣，激励大家携手共建有生机的公共生活。在这层次上，建筑师是空间维度上的社会行动者。

这第三个“行动”层次一定对大量建筑师来说显得抽象飘渺，是因为它超越了建筑专业的通常视野。在我心目中，一批巴西现代建筑师，如阿蒂加斯（Vilanova Artigas）、达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和柏·巴蒂（Lina Bo Bardi），当然还有阿尔托（Alvar Aalto）、康（Louis Kahn）、伍重（Jørn Utzon）等，是“行动建筑师”大神。

工作室自成立起，便将“重建城市，重建公共性”定为职业目标。这意味着，不管我们实际能力如何，在现实中有多大成效，我们的努力注定不会局限在“工作”内部，而是会时时构筑从“工作”到“行动”的桥梁。我们当然希望出好作品，但我们同时还希望在好作品中注入动人的社会愿景，使它们具备一定的“行动力”，或至少有未来行动的潜能。

刚开始，工作室蹒跚学步、磕磕碰碰，竭力尝试在每个项目中贯彻自己的追求。逐渐地，我们在设计上摸索出一个“整体设计”原则。我们并不强求以统一的“风格”统领项目的方方面面，而是坚信所有项目所有项目，不管大小，其基地都不是孤立的空白，而是满布了一整套自然、社会和空间的关系网络。所有项目要落地，就要与现有网络连接起来，产生积极关系。我们心目中的设计范式是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山谷剖面”：“要建一座城市，牵涉到整个区域”。我们针对任何项目，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水库泵房，都努力绘制系统的“山谷剖面”，融入跨学科思考，整合城市规划、市政工程、建筑、景观和室内等多学科的视野和专长。

我们在参与一系列城市公共项目后还发现：大量公共项目的失败，根本原因还不是设计欠佳，而是政府在制定任务书阶段，就把项目的议题界定错了。而建筑师们往往急于推销自己的设计，作为一个漂亮答案，却很少批判性反问：真正问题是什么？于是工作室投入大量精力，与香港大学合作，结合研究和教学，帮政府系统诊断城市，梳理出真议题，逐渐推导出精准的项目定位和任务书，甚至设计流程。换句话说，工作室经常要回溯到项目的前期研究和策划阶段，以保证公共项目实施的品质。

我们也很快意识到，没有开明的业主和公众支持，公共项目的设计从动笔的刹那就注定失败。一个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品质，不光依赖设计师的专业水准，也与政府管理部门的文化愿景、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以及社会的认同息息相关。于是工作室又创办“空间行动”文化传媒平台，还协助众多政府机构组织培训、讲座和研讨会等活动，试图以多种渠道推广公共空间话语，争取更多的业主和公众的理念认同。

我和同事们也常困惑：这十几个人，到底是个设计工作室，还是个研究团队、空间文化传媒、建筑学培训机构、大学建筑系的延伸？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仅聚焦“工作”层面，专心打造好作品？我们一年到头，四处“行动”，在设计的“外延”上耗这么多精力，还能保证在“本体”、“自主”层面上，深化设计的“内涵”吗？

我们需要时间，处理这些矛盾。但仔细想来，没有退路。四年前立下“重建城市，重建公共性”职业目标，不是一时冲动的口号，而是清醒的抉择。

“建筑师该做自己专业内的事，建筑学要坚持学科自主性”——这些论断，如不放在建筑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演变脉络中详细考察，就是空洞废话。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同样基于对现代建筑失败的反思，埃森曼（Peter Eisenman）和罗西（Aldo Rossi）的判断和抉择截然不同。埃森曼埋怨现代建筑从来就没有真正现代过，它没有像现代艺术那样达到高度的抽象纯粹（总是被功能主义、社会议题等分神），因而埃森曼将“建筑自主性”聚焦于纯形式操作，恨不得将建筑与社会的联系全部切断；罗西则认为现代建筑的失败在于它对城市的破坏，对历史连续演变中的城市肌理和集体记忆的摧毁，因而罗西弘扬的“建筑自主性”，是期待建筑学在回归城市和公共性中重建学科基础。

我们的“重建城市，重建公共性”目标，同样基于对今天状况的反思：我们通过太多案例认识到单一发展理念对城市的伤害。我们尤其目睹昔日以平等、福利为基础的集体空间迅速败落，以自由、权利和共识为核心价值的公共空间建设困难重重。如何从区域、城市和社区规划，到一条机动车道的选址、一条河的整治和一座步行桥的设计，都能将城市综合理念和社会人文关怀纳入其中？如何利用不同种类和尺度的项目，为城市“疗伤”，将空间权归还市民？如何协助疏通阻塞的脉络、恢复损伤的肌理、增强抗体、培育生机？如何在公共性严重缺失的时代，捍卫公共空间利益、重建公共空间文化？如何在公共空间里，展现出动人的社会愿景，赋予人新的空间体验、激发人的美好想象，让人体验到自由和解放？——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是我们的空间学科（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景观和室内设计）中最有意义的议题。

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我们的行动步伐有时会凌乱。但我们已经起步了，一路向前，不会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