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真正拥有“公共空间”？

编者按

一个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品质，有赖于设计师与甲方、政府管理部门结盟，共同努力，营造出一个积极进步的空间生产环境。朱涛工作室非常荣幸，受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两大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管理部门——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和福田区建筑工务署委托，以“城市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为主题，推出为期一年的培训项目。

本文节选自第四期讲座 “公共空间：理论与实践” ，探讨：公共空间的意义是什么？谁拥有它，谁在使用它，如何使用？怎样的公共空间才算具备公共性？

公共空间是什么？

首先，重点介绍一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1958年），探讨了整个人类的状况，并提醒人们，反思自己每天在做什么，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意义。

阿伦特将人的活动归结为三种：劳动、工作、行动。

劳动（Labour），其终极目的是维持生命，为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而必须的努力，这几乎跟动物很相像。生命周而复始，每天、每月、每年一个循环，生产和消耗的循环，所以劳动必须也是周而复始的。

如今，全球城市被消费文化包裹，也没有逃脱这个循环，机器不仅不会改变生命对世界而言的主要特征——对世界持存性的消耗，反而强化生物生命的吞噬性质。社会被不断增长的繁殖力带来的富足搞得眼花缭乱，“不能在任何其劳动结束之后还存在主体中肯定和实现自身”的生活，注定是空虚的。

工作（Work）层次更高一点。阿伦特用“技艺者/工匠”的工作来澄清这种状态 —— 把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融入工作对象中，过程一经完成，产品一劳永逸得到确保。在工作中，人感到自信和力量，不只是为了谋生而劳动，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造力。

上图为施工工地，一个工程事项，大家努力实现各个环节后，意识到这不是简单为了谋生，是为了这个东西存留在那里，超越了所有人生命的极限，实现了个人生命价值的升华。

人为的事物世界，技艺者建的人造物，只有在它超越了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和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之时，才变成人——这匆匆过客的家园。城市遗产集体记忆，甚至说文物，不是要5000年才有价值，一旦寄托了我们集体的回忆和想象时，它就超越了工具。

第三个层次叫行动（Action），这个层次的追求，是大家共同创造非凡。其产物就是创造出历史新篇章、新人新事。在言行中表明自我，与他人交流，共同推动社会进程。

而人们得以“行动”，展现自我和互动的行为，是在一个有界限、有规则的空间中展开，这个空间就是“公共领域”。“私有领域”靠家庭寄托，维持生计，繁衍子孙。“公共领域”就是交流分享，集体创造。

公共领域有两个特征。第一是“公共呈现”。在公共领域，只有那些值得一看、值得一听的事物才是能够接受的，与此无关的东西只能存在于私人领域。公共场合里，只要与大家互动，就是一次次确信人们是作为一个集体、一个社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

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口大台阶，几乎就是一个公共剧场，每天进校要走过这个大台阶，学生可以晒太阳、表演、举办毕业典礼等。古希腊则有更激进的规定，只有进入公共领域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好的、体面的或者说有质量的生活。

公共领域的第二个特点很有意思，与公共空间设计直接相关。公共空间要起到中介作用，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又同时阻止我们倾倒在对方身上。像一个桌子，处在围坐人之间，同时将每个人联系起来又分隔开来。

从私有到公共这一整套思想，必然会转化成产权问题、法律上空间的界定问题。比如奥克兰居住区的道路断面规划，从私宅到城市的人行道，铺装要很细心地过渡：从完全的私有领域、半私有领域，到半公共领域和完全的城市公共领域。

合奏：香港汇丰银行总部的创造

如果周日到香港，会看到菲佣席地而坐，放眼望去，就能清晰看到：能坐的空地，就是城市拥有的公共用地；不能坐的，即便是开放空地，也是私有的。

香港的汇丰银行总部的底层空间是私有的，照理说在地面最好修营业大厅。但在这个黄金宝地，汇丰银行居然把它架空，周日被菲佣占满，叽叽喳喳像鸟林，特别热闹。

这其实经历了非常严格的一系列程序。首先，建筑师和业主要有愿景，愿意让出地面，并且设计出特殊的建筑结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曾做出很全面的城市设计：从高坡上的法院和政府，一路到汇丰银行，底层架空，让公众可以走通，一直到天星码头，变成一个流动的公共空间。

但汇丰银行是私营业主，它凭什么牺牲呢？政府给什么回报？政府于是协议，汇丰银行帮助政府填海，天星码头填完后，政府允许汇丰突破容积率，多修几层。其次，政府保证，从皇后像广场到海边，维多利亚港永久不修任何建筑遮挡汇丰大楼。

结构上，这仍然是香港我最喜欢的楼。它像桥梁的结构，或者说像衣架，两边承重，中间悬挂，每一段楼板整个挂下来，下一段再重新往下挂，每一段六层是独立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了每层楼板空间的敞阔，底层中间部位一根柱子都没有。不仅二楼的营业大堂敞亮、高贵，也让地面的市民聚集。

“唯一私有空间就是人的大脑”

巴西的曾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大师保罗·门德斯·达·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更激进，他说：“所有空间都要依附到一个价值上——公共维度。没有私有空间。你能想象到的唯一私有空间就是人的大脑。”

他的设计非常特别，房子底层尽可能全部架空，让公众自由流通。

他给一个富人区设计雕塑和生态博物馆，利用高差将博物馆埋到半地下层，上面是公园。他造了60米混凝土大跨的一个雨棚，遮风避雨，让人在里面休息，这是一个流通的空间，人顺着水池走到大厅下进入博物馆。

最奇特是他的个人住宅。他的建筑哲学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个人住宅总是私有的吧？而他认为要以身作则，设计出一种住宅来教育他自己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城市分享的——地面。他获普利兹克奖成名后，全世界爱好者都去拜访，毫不犹豫地会踩在土坡上看，几乎就能看到他家内部。

不管建什么，一定把地面给公共，这是巴西建筑师的普遍信仰。有一个更厉害的，移民巴西的意大利建筑师，丽娜·柏·巴蒂（Lina Bo Bardi）。她设计的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四颗巨柱，70米大跨。

市中心的空间被裙房的屋顶贯通延续，老百姓可以走进去玩。等到狂欢节，摇滚乐、桑巴舞，一下变成她期待的、真正的公共空间。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市中心的地面”——可以在市中心舒适、自由地行走、休息、聚会，组织各种创造性的公共生活的地面。

关于公共空间营造的“教训”

1914年，意大利建筑师安东尼奥尼·圣埃里亚（Antonio Sant Elia）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图具有很大影响：街上没有一个人，都是架空连廊、高速公路、电梯、水平隧道，完全机械化。

后来1922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把这个想法拿过来，设计“未来城市”，他有了CBD概念。市中心一群高层办公楼，居住则在郊区，高层办公楼中间有交通枢纽。柯布西耶的想法是把地面大片绿地给人，交通架起来，至少有三四层架空，高速公路、大巴、顶上是飞机场。第一代现代建筑师想象的，是未来市中心一定由交通主导。

这就导致了人车分流，如今很多城市的高架道，比如香港岛上环的德辅道，就是为了避开人流，让车在空中飞驰，下面形成很多阴暗、不安全的城市空间，也阻挡了市民到海边的可达性。

这是一个世纪的教训，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反思，反对这种城市做法。其中波士顿的大开挖（Big Dig）很有代表性。1982年开始策划，1991年到2007年施工，仅仅是将通向波士顿市中心的高速公路埋到下面，恢复行走的人工景观地面。

后来第二代建筑师想，能不能倒过来，把地面给车，人在空中走，于是出现了“空中街道”，也叫“架空连廊”。从1950年代开始，空中连廊+垂直交通塔的想法就很广泛。

人车分流的概念似乎很理性，但“空中街道”有什么不好呢？这一代建筑师经历差不多10年的实验，最终下结论：架空连廊一旦超过两层以上，就永远不会成为“街道”。“街道”除了可达性、连续性，还需要两边商业生机的呵护，这往往只能在地面实现，在空中只能是桥和连廊。

一个有名的例子，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有将二十几栋楼相连的空中连廊体系skyway。冬天很冷，人为了舒适选择有恒温保护的空中连廊。但它有负面影响：地面沿街商业迅速消失，搬上连廊；美国大城市是私家车主导的，如果将很多人的步行活动抬到空中，地面一定会被车道和车库占据。

还有一点雪上加霜，美国大城市的市中心往往没人居住。人们下班就开车奔向郊区，晚上和周末市中心就空了，连二层连廊的商业也没有顾客。此时skyway就很难维持，导致很多出入口关闭。越关人就越不想去，恶性循环。地面街道被破坏，空中连廊也很难保持活力，这是很惨痛的教训。

香港，“空中连廊”成功孤例

世界上的空中连廊都失败了，唯独在香港中环算是成功。这是因为第一，人口密度支持了中环的空中连廊系统。香港做得最好的是，交通枢纽与架空天桥的高效接驳。以港铁站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多在地下，连接上层的各种公交，并保证人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填饱地面，还能上二层。

第二，港岛还有很多城市没有的特点——坡度，一些地方平地就能走到对低处而言为二层的天桥，自由地到达各个点。

香港也有失败例子。越过中环，再往金钟、湾仔海边，就是高速公路主导地面，建筑密度降低，功能混合性不如中环，也没有了地形，天桥则成为孤立连廊。所以香港的成功孤例仅在中环，连新界中沙田新市镇这样大规模实施架空天桥也不成功。

城市规划方面，香港也正面临很大问题，它没有限制新填海地段开发项目的街区尺寸。好的城市，会好好地保护地面。如曼哈顿适宜步行，原因是严格控制街区尺寸。曼哈顿中城（Midtown）每个街区尺寸约85至210米，所有街道贯通。开发商再有钱，也不可能买五个街区修一个房子，不可能吞吃街道变成室内商场。

而在香港，在越来越成为房地产商主导的时候，地面就是地皮，成本和收益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香港城市规划的巨大失误，是80年代以来填海区域不再划街道，允许开发商买一整块地，这意味着地面的公共权益让渡给了开发商。

还有香港的都市重建，某些区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改变开发的方式。如观塘，原本有十几条街道、社区公园、小巴站，都市城建局改建后修了一栋所谓“综合体”，让开发商做大商场裙房，几条公共的街道、公园都失去了，著名的街道裕民坊变成内部购物廊。

公共的空间利益损失巨大，而我们作为人，最后就变成大商场里的新物种，永远踩不到真实土地和室外环境。我们注定停留在阿伦特所定义的劳动动物的层次上，消极地消费购物，没有社会交流，人和人之间不可能建立积极的社会关系。

阿伦特担心的是，当代社会虽然技术上可以摆脱第一个层次——劳动的辛苦，但不关心第三个层次——公共交流，不在乎公共空间的价值，就只成为一个在劳动消费循环中的大众社会。她说，让大众社会如此糟糕、难以忍受的，不是它人口众多，而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把他们聚拢在一起、让他们既联系又分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