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把建筑史与社会史连起来写？|“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演讲之一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系列

202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不可能靠后人的消极“继承”、宗派保护和势利消费维持生命。它只有通过后人的一次次努力，用新问题、新史料和新方法研读，才能一次次焕发生机。

拙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理想国：2014），尝试做了些努力。该书出版初期，我曾做过三场公开讲座，介绍该书的写作初衷、方法和主要发现，涉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城市规划思想，以及他在1949-1959年间经历的“思想改造”。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现将三场讲座内容重新整理发布，纪念梁先生诞辰。

朱涛 2021年6月 于香港

1932：“中国建筑”的观念构筑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演讲之二

从南京到北京，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演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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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我看到样本的时候大吃一惊：为什么选这张图片？书的中心内容是建国十年，1949-59年间梁思成的心路历程和中国建筑发展、中国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张照片却是1947年拍的。但反过来一想，觉得非常有意思。可以说这张图片是梁思成先生，也是中国建筑最辉煌的时刻之一。

换句话说，中国建筑在那一刹那曾经与世界建筑接轨。梁先生和他同仁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一下子提升到国际水平，跟国际同行平等交流，并受他们的激励，再回过头来推动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

切入今天的主题：“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我的重点不是推介这本书的内容，而是想分享写这本书的背景。为什么写这本书呢？其实这张图片，我越来越觉得很能概要地说明问题：那就是，立足于今天，回顾历史。中国建筑在今天再一次与世界接轨，中国建筑的成就和问题，都有了世界的意义，不光是中国建筑师和中国人自己的意义。也正是这种状况下，回顾中国现代建筑史才变得尤其必要。

倒褪鱼鳞式写作

这本书是另一个写作计划的副产品。

我想用一个比喻：这本书写出来是有点像倒褪鱼鳞似的写作。历史你可以顺着摸，像摸鱼鳞一样，每一个鳞片都是顺的，怎么摸怎么顺利。但"倒褪鱼鳞"，是立足于当代的问题，回溯历史，想探究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们以何种方式影响到今天，何以导致今天的问题。这样的方式，像倒褪鱼鳞似的，从一个破绽开始，往回刮，最后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支离破碎、血肉模糊，显得很残酷，分解的很厉害。但是我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们理解、反思今天的问题。

回到2006年，德国建筑师Ole Scheeren——当时库哈斯和OMA的合伙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介绍他们正在设计的CCTV新总部大楼。在场观众表示怀疑：OMA作为思想这么先进的事务所，为一个政党的宣传机器设计这么一栋巨大、张扬的楼，是不是有违建筑师的伦理？Scheeren举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很正常：CCTV的巨大尺度是业主自己定的，不是建筑师的选择。一般建筑师辩论到这一点就为止了，但是毕竟Scheeren是有思想的建筑师，他进一步说，在中国，修建这样的巨型建筑根本不是一个独特的当代现象，而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路上一以贯之的传统。

接着，他放了一张幻灯，用1958-59年期间修建的北京国庆十大建筑，来说明问题。他说在不到一年时间，中国的首都因此从一个千年古都彻底转变为一个现代城市。这种魄力和速度“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继续感叹：中国“有一种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中国有一种特殊品质：“不后悔”——不管干了啥事，绝不后悔。“而西方精神中长期就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化思考。相形之下，中国似乎有意愿和能力，去充满勇气地面对新形势，充满热情地追求进步——即使这些激进的变化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状况的粗暴抹除。”（Scheeren在他为日本建筑杂志a+u 2005年特刊“CCTV by OMA”所写的 “Made in China” 一文中正式发表了这些言论。）

当时我在哥大读博士。作为一个留学的中国建筑师，我已经在纽约听过很多外国建筑师对中国的评价，从最有想象力、最智慧的，到最幼稚的，无奇不有。但没有比Scheeren的话更深地刺痛我的心。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经常回想起这番话，也试图搞清楚我为什么会被它刺痛。显然，我不喜欢他的傲慢态度，也不觉得对历史“不后悔”居然能成为一种品质，值得羡慕和称颂。还有，我根本就不喜欢一个外国人来中国观光没几次，就随便发些“中国人的独特品质”之类的宏论。

但越过我这些肤浅的、多少有些民族的情绪，我开始意识到我之所以被激怒，其实有深层原因：那就是Scheeren所提到的现象，某程度上是对的。我们在当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中，有多少会有兴趣、有精力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示后悔，或进行任何有深度的反省？然而这些历史中有太多的社会和人的灾难，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后悔，值得我们反思。

Scheeren的演讲还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他放的国庆十大建筑幻灯片。我意识到关于这期间有两套历史知识：一部社会史和一部建筑史。这两部历史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让人甚至怀疑它们是否是在讲同一个时代。

一方面，在社会史，政策导致1959-1961年饥荒。而在建筑史上，官方宣传资料称十大建筑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创作品”。十大建筑作为工程，确实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血汗，值得认真对待。但很可惜，没有对该项目的深度建筑分析。另一方面，更没有史家将社会史和建筑史连接起来，把国庆工程放在这样的语境中分析，探讨一下：该项目如何能在中国开始经历着最悲惨的危机时刻，还能耗巨资修建出来？它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如何互动的？

我发现，当今天的建筑师，无论是像Scheeren这样的外国建筑师还是中国建筑师，面对这样一组纪念碑似的建筑，将其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们美化为神话。而将建筑和建筑生产从真实的社会状况中抽离出，单纯地赞美其形式，以美化权力，遮盖社会深层矛盾，不也正是官方的思路？大家在阅读建筑上，往往都持非历史化的态度——似乎我们面前的房子，都没有历史，只有形式。在非历史这点上，再优秀的建筑师都是与权力机构合谋的。

接着，2008年，汶川地震中乡村校舍的垮塌和北京奥运工程的对比，让我再次看到，建筑发展的极端不平衡现象，是如何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揭示出中国社会中的深层矛盾。在2009年初，我开始研究北京十大建筑。

在调研过程中，我时时对一种现象感到困惑——我称之为“建筑任意化”现象。该现象首先表现在形式语言的任意化：中国建筑师在十大建筑设计上表现为彻底任意的折衷主义。十大建筑中有现代主义、“大屋顶民族形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些风格都在1950年代被一一批判过，为什么能在1958年刹那间同时涌现？

“建筑任意化”更深刻地表现在建筑生产和社会状况之间的巨大断裂。十大建筑是当时城建的标杆项目。1958年底中国乡村已经开始爆发饥荒，而城里的建筑师们仍在畅想建筑的现代性。我采访了将近二十几位参与十大建筑的老建筑师、老工程师，对每一位我都问同样一个问题：您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听说乡村正在爆发大饥荒？只有一个人知道，所有其他建筑师都不知道。

最打动我的是清华的高亦兰老师的叙述。她参与过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竞赛。1959年民族文化宫刚落成时，她在前面广场上的彩色喷泉徜徉，从心底赞叹：多美好啊，北京再过十年就会现代化了！当时中国乡下的图景她完全不知道。只有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党组书记的刘小石先生知道。刘负责拦截当年暑假回乡下探亲回来的学生，阻止他们散播大饥荒的消息。如果学生散播了，就是思想有问题，就得处分这学生——刘先生负责这工作，他知道乡下饥荒的事。

而在历史学家中，我查到的留下文字的，只有顾准先生的日记。顾先生有着非常罕见的两方面经验：他当时从河南商城、信阳大饥荒逃出来，沿途看到哀鸿遍地，到了北京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刚从地狱逃生出来，面对天堂般的建筑，顾先生发誓不进去。他在1960年1月9号日记中写到：“细细辩查，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举，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

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建筑-社会任意化”状态？我开始觉得光写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经不够了，决定再倒退一步，追溯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历史，以便真正理解1950年代末的状态。而梁思成便成为这段历史的中心人物——这便产生了今天这本书。

方法实验：梁思成的思想检查为中心线索

接下来马上牵涉到历史写作方法论。通常写建筑史，会利用建筑案例、建筑师发表的文章等作为史料。我做了一个大胆实验：用梁思成写的一系列思想检查作主要线索，串联起其它所有的“正统”史料，以梳理新中国十年建筑史与中国政治间的复杂互动。

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方法论的创新，它帮我用一种特殊角度展开叙述和分析，也为全书搭起了一个独特的理论框架。理想国编辑总监陈凌云非常敏锐地把我埋在书中这句话揪出来，放到封面上：“如果说1920年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我认为这段话是全书的灵魂所在。

再回溯：梁思成与1930-1940s

但当我开始入手，分析处理梁1951年的第一篇检查《我为谁工作了二十年》时，就被难倒了：他这篇批判性回顾写的非常全面、系统。我在转述他的文字时，不得不频频解释他在1930-40年代做了些什么。越写篇幅越大，一眨眼一万字下去，转述都还没完成，就更别提对新中国建筑的论述了。我于是决定，还得再回溯历史，把梁先生在1930-40年代做的工作先概括一遍，接着就可写1950年代了。

针对梁在1930-40年代的工作，我开始想不可能再有任何创新了，无数研究梁的学者的工作都集中在这段时期，肯定早就研究得透透的了。没想到一深入下去，我很吃惊地发现对梁先生的研究还有大量空白，很多发表的文字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挖掘史料来分析的。

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1932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各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全面地概括中国建筑史，理论性地、历史性地概括中国建筑体系（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而他们在1932年4月，即发表两篇论文后一个月后，才开始首次对明清之前的中国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去河北蓟县考察辽代的独乐寺。

当我这样把很笨的工作做得具体后，就产生一个问题：他俩4月份才开始对明清前的中国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3月份就已经写出非常完备的关于整个中国建筑史的概括性文章，那他们的知识从哪儿来？我就到港大图书馆把1932年之前的所有国际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书拿出来，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伯希曼、日本的伊东忠太的等等，都摆出来，一点一点的对。跟林徽因先生的文章对，我认为林的大段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我再次声明，这不是贬低梁林二先生的贡献，而是只有分析了他们哪些东西是借鉴别人的，我们才能搞清楚他们的独特贡献在哪里，要不然他们永远成为模糊的神话。

他们独特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知识大部分借鉴了日本学者，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观念——他们是建筑师的训练，他们用现代主义、结构理性主义的视角，满眼看到中国建筑的优点都是关于结构的，因为那一点跟现代主义原则是相通的。他们建筑史的研究是非常理论化的，从一开始就关注中国建筑独特的木结构体系是跟现代建筑相通的，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催发出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

梁思成与1950s

我的写作中心是1949-59年，按上述梳理、考证、鉴别的方法一个月、一个月地来考察。1950年代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1949-50年间，梁尚处在过渡阶段。他的政治口号变了，但内在的建筑理念没变。

1951-52年间，梁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清除了他在1930-40年代建立起来的现代主义信念。

1953-54年间，梁顺应政治要求，向苏联“一边倒”，回到布扎古典主义，提倡“民族形式”、“大屋顶”，对中国建筑影响巨大。这时梁自认为是响应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毛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关于“民族形式的倡导”。

但到1955年春天，这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在苏联，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批判了已故斯大林的建筑原则。在中国，毛的确倡导民族形式，但他指的是文学艺术——大秧歌、快板、《小二黑结婚》之类的，但并不喜欢建筑的民族形式。赫鲁晓夫批斯大林起到催化剂作用，引发了毛发动反复古、反浪费，批判梁思成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思想运动。梁从高峰一下跌入谷地。在围攻下，梁在1930-40年代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几乎被全部摧毁。

然后是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天的“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大胆鸣放。我认为这是新中国建筑最灿烂的时刻，几乎要用今天的语言称之为“公民建筑”话语大量涌现的时刻。结果怎样呢？

猛然间，死亡的号角吹响——1957年夏，反右运动爆发了。梁显然被暗中安排，及时写了篇向党表忠心，批判右派的文章，保住了自己。而大量敢言的建筑师被打为右派。

到了1958年，就在反右余波中，又发动了另一场。万里在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再次鼓励建筑师们，要解放思想，百花齐放，大屋顶想搞还是可以搞的，等等。于是就有了十大建筑的折衷主义滥觞。

图

总之，通过考察我得出结论，这十年非常重要，对中国建筑影响至深。当权者不懂建筑，但是相信通过一拨又一拨的运动和思想改造能全面解决建筑专业问题。而这些运动常常受各种偶然因素影响——国内外局势、领袖的个人情绪等等，变化莫测，前后逻辑不连贯，方向忽左忽右。梁思成先生又是非常热切的追随者（我认为他在建国初的确很真诚，但到“反右”之后，所有人的真诚程度都值得怀疑了）。他不停地写思想检查，批判改造自己，有时候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别人。

到最后我相信我弄清这个问题了：到1958、59年，尤其经历了57年的反右，政治的任意化导致建筑语言的任意化，建筑师的信念和行动、创作和社会愿景之间的彻底断裂，建筑师完全变成迎合当下政治形势的折衷主义者和手法主义。当然，如我前面提到，政治的任意化也导致建筑生产的任意化。这表现为当权者经常不顾一切代价，调动一切资源，修建少数地标型、纪念碑式的建筑，而忽略保障民生和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基础设施。

今日的历史写作：重建建筑与社会的关系

这个历史没有结束，尽管阶级斗争、思想政治斗争不再主导中国的社会生活。但据观察，政治运作的任意化导致的建筑任意化，仍随处可见。更奇怪的是这种红色遗产在全球化的今天，又时常与资本的任意化结合起来。从一二三线城市，到县城，甚至到镇，都在疯狂地圈地，修建庞大的没有馆藏的博物馆，没有演出的歌剧院，等等，无数非理性的建筑生产活动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有非常宏伟的愿望，比如2012年中国要把3.5亿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这已经超过了美国全国的人口。到2030年要达到70%的城市化率，这意味着10亿人将住在城市里。这样大尺度、高速度的开发，会不会又造成一个一个虚妄的跃进？它的灾难防御措施在哪里？一个“不会后悔”的民族，如何能保证不重蹈灾难？这些是我在写到书的后半部时常想的一些问题。

最后，请我以书中最后两段文字，作为结尾：

“在中国城市化项目所亟需的一系列批判性评估工作中，中国建筑史写作——与中国社会史写作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空间史写作，在我看来，是其中最重要部分之一。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它对于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晰认识到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是如何与这个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一路走过来的。历史通过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从而更智慧地面向未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十年间，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本讲稿整理自：2014年1月8日理想国文化沙龙新年场，北京东四工人文化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