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关于建筑教育的前生今世的一串泡泡图

“architect 建筑师” ——词源于希腊语 ἀρχιτέκτων (arkhitéktōn, "master builder", "chief tektōn") ——大木匠、大石匠、大工匠，大匠师。

在历史上绝大多部分时间，几千年来，建筑师就是匠师，而建筑师的职业传承是通过师徒制——师傅带徒弟，徒弟学成后自己又成师傅，再继续往下带徒弟……

建筑师培训从师徒制转为学院式的职业教育，其实是近期的事。确切说，是19世纪早期，拿破仑在法国推行教学改革，让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Arts （以下简称“布扎”或“Ecole美院”）承担起建筑教育，只有布扎培训出来的建筑师才有资格设计政府的建筑项目——这成为现代建筑教育的起源。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世界范围内，建筑师培训几乎完全转入高等教育机构。

传统的师徒传承链条断裂，也意味着传统的建筑师培养信用体系瓦解。转入高等教育中的建筑师教育要重建信用体系，于是建筑师注册考试和建筑教育资质认证应运而生。美国于19世纪末由伊利诺伊州最先开始建筑师注册考试，英国到了1930年代中才把建筑师注册考试正规化。

在建筑师教育从传统师徒制转向高等教育的前期，抵制和抨击一直不断，比如：美国建筑师Frank Furness (1839 –1912) ，尽管自己是布扎的产物，仍对一位向他询问该把儿子送到哪家建筑学校的母亲说：“不要把他送到任何学校。所有学校都不好。它们摧毁创造性思维的力量。把他安置在建筑师的办公室里，让他自己找到救赎之路。给他一个打破规则的机会。” [1]

另外，赖特在沙利文事务所当过学徒后，自己开创了塔里埃森，既是个事务所，又是一所学校，核心是学徒制。该 “民办学校”，在他1959年去世后，仍持续运转多年。

当然后来，大家都很清楚，建筑师的职业教育进入大学的潮流势不可挡，也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体制化，或者说“学院化”。其中的逻辑似乎顺理成章：在国家和行业协会的监管下，大学颁发获得资质认证的职业学位。学生在大学里接受合格的职业训练；而老师除了教书外，还进行研究，不断提升教学和发展专业知识。这一切都听起来顺理成章，但又如何解释：建筑学院似乎处在永恒的困境中，不停地被行业和大学双方吐槽？

一方面，业界总是在指责建筑教育不接地气。一帮不懂设计的老师，只会故弄玄虚，教出来的学生连门和踏步都画不好。学院教育永远比行业发展晚好多年。

另一方面，大学永远搞不懂建筑学院在搞什么。教授们整天神叨叨说些似乎似是而非、高深莫测的话。而一到研究评估时，建筑学院的得分总是拖大学的后腿。

在不停承受双方压力的同时，建筑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长处往往得不到重视和尊重。大学领导和学术评估专家们常试图通过把建筑学和其它学科类比，来理解建筑学，但常常结果仍是一头雾水：把它当艺术？它没有艺术那么自由；把它当科技？建筑教师们普遍发表论文少，且很多建筑期刊不在科技论文体系中，更别提建筑教师能取得多少科技专利。

把它当职业培训？最便利的类比是医学院。但不可想象医学本科毕业生还不懂人体构造，而大多数建筑本科毕业生可以高谈空间“概念”和理论，却不知道墙有多厚、设备管线如何在建筑体内穿行，他们的建造知识几乎要在工作时从头学起……建筑教育自有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大学领导和学术评估专家们很少正视：建筑教育就是建筑教育，有自身特点和长处。

建筑教育与行业和大学之间的关系何以搞到如此尴尬地步？简单回溯一下现代建筑教育史，或有助于梳理出一些病症根源。[2]

关于谁主管建筑教育机构，19世纪欧洲出现过两种模式：法国由国家主导；英国由行业协会主导（RIBA至今不光在国内仍威力强大，还试图继续把控曾属于“英联邦”国家的建筑教育，甚至已经回归中国的城市香港。）。此外还有个重要的点：德国提出了由国家主导，发展 “研究性大学”的概念——大学不仅进行通常教育和职业培训，还要搞研究。

关于建筑教育倾向，19世纪欧洲也出现过两种模式：法国的Ecole美院重艺术；德国Polytechnic工学院重工程技术。英国没有这样的极端分野，而是在行业协会指引下，教育普遍重实际（比如很重视学生到事务所实习，四年本科还外加一年year-out实习训练）。

美国一直努力综合欧洲各国特色。从19世纪中欧洲移民过去的建筑师一开始也实施学徒制，然后很快全面纳入高等教育。关于谁主管建筑教育机构，核心主导权既不在国家，也不在行业协会。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和注册委员会NCARB对本国建筑教育的控制，远没像RIBA那样强。

美国建筑教育的自主权很大程度上交给大学，由各大学随着市场和学科潮流，决定自己的建筑教育倾向。美国建筑学院一开始集中引进的是德国式工学院Polytechnic模式，稍后法国美院Ecole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大学纷纷尝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德国工学院+法国美院的综合模式（如MIT），再叠加上英国式的重视学生实习的传统。[3]

在更广的大学发展层面上，美国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概念发扬光大，但不再像德国那样在从大学到院系整体控制科研课题，而是赋予各院系、教师很强的学术自主性。美国“研究型大学”取得很多卓越的研究成果，也能高效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被普遍看作是推动美国在20世纪发展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根本动力之一。

中国在民国时期，不光呈现出法国美院+德国工学院的分野，也有了美国式的综合性大学的自主性、多样性。1952年受苏联影响（追根溯源来自德国影响），工科院校调整，建筑学被全面纳入工学院。直到近20年，又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比如美院再次开设建筑教育，自然比工学院的建筑教育更偏向人文艺术。但从总体上，既然美院颁发的各种建筑相关学位仍名为“工学”学位，都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资质认证，那么可以说仍在本质上是德国式工学院教学体系，被纳入法国式的国家机制统一管理。[4]

跳到今天，建筑教育在学科配置层次上，似乎仍有美院vs. 工学院之争，但更根本的问题恐怕是：建筑教育如何与“研究性大学”相处，还能不能在“研究性大学”中存活下去？

在技术官僚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源于19世纪德国的“研究性大学”概念，在20世纪美国发扬光大，在近期英国又发展出令人发指的复杂的学术研究评估体系（我在香港十几年，终于明白英国帝国是如何垮掉的了——是被它自我繁殖出来的海量文件paperwork压垮的！），开始成为世界潮流。

当大学们纷纷成为“研究型大学”，其中的建筑教育后果是什么？试举几个：

• 教书（尤其是本科教育）成为副业。教书好的老师，可以圈很多学生粉丝自嗨，或获得大学颁发的“优秀教师奖”；而只有发表论文多的老师才拿到终身教职。如今大学老师们人生中轴就是申请基金、研究、发表、填表、发表、填表……

• 建筑学被日益肢解。在外部，建筑工业日益强调专业细分；在内部，大学不停在量化的“科研”绩效考核上加压。建筑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设计学科，越来越倾向于被划为分析性的“应用科学”。它在教学上被细分为一系列分支学科，在研究上被分解为各种单项“科研”课题。沿此趋势，建筑学有被无限肢解，直至丧失其学科综合性、独立性的危险。[5]

• 博士主导建筑学院。现在建筑学院录取的老师都必须是博士，这是荒谬的！我们知道，在学位定义上，建筑学的职业训练到了建筑学硕士就是顶端了，而博士不是建筑学硕士的一个更高进阶，而是横向分叉到另一个方向——专门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学术专才——这里的教学通常指历史、理论、批评和技术等专项教学，而不是指设计教学。我个人印象，在十年前，选择读博的大多是对建筑设计没感觉、没兴趣，而选择学术这条路。而这几年，大量对学术没感觉、没兴趣、缺乏基本概念的，也都纷纷申请博士。为什么？一是可能泛泛地感觉市场上硕士学位越来越不稀罕，水涨船高，必须得有个博士学位才有竞争力；二是很具体的原因：如想在建筑学院教书，必须得有博士学位。

而同时，不幸的是，建筑学院中的博士训练也离建筑设计越来越远了。大量出炉的博士，不管是社科人文的，还是科技的，其研究精专到极狭窄的课题。他们在那个话题上满口术语、头头是道。但退出那个点，连建筑平立剖面图都看不懂，更不懂综合性建筑设计。他们被一批批招入大学，首要目的不是教学，而是生产论文——又是一篇篇课题极狭窄的论文。

他们也有自己的苦处。即使是研究建筑史的博士——明显偏人文社科的，在很多大学里也必须得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才能拿到终身教职。他们不得不把本来是质的研究，硬套些数据统计，假装搞些量化研究，才能混进“自然科学”圣殿。

• 不懂设计的老师教设计。越来越多的博士被学院录取，为学院的“科研”绩效挣分。他们把很多懂设计、但没有博士学位，或无法满足科研发表绩效考核的老师挤出去后，自己也就被派去教设计课。最终，建筑学院里全是不懂设计、或对设计不感兴趣的老师教设计，后果是什么？

总之，专项研究（往往是量化、技术化研究）压倒综合性设计教学。建筑设计本是假定性、综合性的设计活动，但被强行压入分析性、推理性的“应用科学”领域，被彻底扭曲本性。按这种趋势，建筑学真的不会存在下去。

建筑教育和“研究型大学”各自发展到今天，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我们应该醒悟：从本质上，建筑教育和“研究型大学”是互不匹配的。每位建筑学院院长在向大学校长汇报工作时，都该唱唱王菲的歌：“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 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 要辨难辨/道别再等 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理想状况下，建筑教育就该脱离大学，独立存在。[6] 但所有人都会说这不现实。那么，退而求其次，一个建筑学院院长，如果还对建筑教育有见解和信念的话，从上任第一天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大学校长，理解和尊重建筑学的特点和长处，给予建筑教育足够的自主性。

此外，或许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尚没有被完全体制化的“暂时飞地”中，还有机会？比如国内的美术学院。王澍领导的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已持续十多年探索特色建筑教育；四川美院计划开创的“城市艺术设计”专业，或许也是一个空间教育革新的机会；最近我也好奇关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如何利用专科升本科的时机，通过创新的学科配置，巩固和拓展建筑学教育？

在今天，以正能量看，任何专业重组和新专业开创，都可能是珍贵的历史时机：不光保护和巩固建筑教育的自主性，还有可能进一步创新，以更好地应对今天的挑战。

什么是今天的首要挑战？全球范围的气候、生态、政治、经济在系统性崩溃，也凸显出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空间范式的破产。面对今天这样的整体性危机，空间学科日益碎片化的教育模式不合时宜。建筑学院要培养出新型人才，直面这些危机，在建筑、规划、都市主义和景观等空间领域有建设性，就必须要在教育上重建一种新的综合性。

让我们先简略回顾二十世纪几个关于空间学科综合性的尝试：

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和规划思想家Patrick Geddes于1909年创立了“区域规划”学科。他以“山谷剖面”示意：要规划一个城市，需要研究整个区域的生态、气候、产业、地质、地理等系统。

希腊建筑师、规划师、城市设计师Constantinos A. Doxiadis 于1942年创立“人类安置学”，倡导要创造宜居城市，首先必须要系统考察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安置模式，及其与文化学科、技术学科、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交互关系。

中国建筑师、规划师梁思成于1946-47年间二度访美，深受“体形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概念的启发：“建筑的范畴已从过去单栋的房子扩大到了人类整个的‘体形环境’，小自杯盘碗盏，大至整个城市，以至于一个地区。”他于1948-49年间，提议创建清华大学营建学院（系），发展出以体形环境为核心的多学科设计教育体系。

西班牙建筑师和规划师Josep Lluis Sert 于1956年在哈佛设计学院创立“城市设计”学科，尝试将宏观尺度的城市规划与微观尺度的建筑设计连接起来，以更完备的手段塑造城市形态与公共空间体系。

回到今天，面临全球性的气候环境危机，恐怕没有人会反对“可持续性发展”应该是建筑学的核心议题。但在我看来，“可持续性”不能简单缩减到“绿建技术”，成为建筑设计的附加参数。“可持续性”——社会、文化、生态的多重意义的可持续性，应该成为整个建筑学院的核心议题，推动调整、重组建筑学院中所有学科学系（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都市主义、景观、房地产与工程管理，等等），促进建筑学院重建一种新的综合性。[7]

首先，“可持续性”应作为核心教学主题，指导各单项课程的更新。比如建筑史应加强环境史内容，加强对人类栖居历史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考察；建筑设计中对材料的研究，不能仅仅孤立考虑各种材料自身的“建构”特点，还要考虑各种材料在生产、运输、施工、维护环节中的能耗指标，当然也包括修成建筑的综合环境性能。换句话说，一种全过程的能耗和环境冲击考量，应成为建筑设计教育的关键考量之一。

其次，“可持续性”还应驱动建筑学院，突破各科系、专业的壁垒，进行跨学科教学探索和研究架构改革。比如在学院层面上，成立一系列跨学科的“可持续性”研究实验室；在本科一、二年级开设以“可持续性”为主题的基础课，成为建筑学、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房地产开发和工程管理等所有不同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另外，在探讨“可持续性”上，我认为以实际项目为导向的教学-研究互动，是特别有效的手段。拣选一个城市、城区、一个综合性城市项目或一个村镇，作为长期教学和研究的基地和标靶，有助于老师学生克服空谈学术的习性，直接跳到复杂现实中，认识真问题，梳理出各种子项课题，并有效综合多学科知识和专业手段，应对真问题。

以我个人经验举例，在2016-18年连续三年，我带领香港大学中国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与东莞长安镇密切合作，通过一系列研究、教学和设计活动，不光协助了长安镇的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促进我们师生更新自己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手段。

本次论坛的“艺术营城”主题是个很有潜力的概念：它既指代一个学科建设目标——川美公共艺术学院要开创“城市艺术设计学”专业；又指代一个“实际项目”——以“艺术营城”，帮助刚被评为“国际设计之都”的重庆，开展新一轮城市更新提升。祝愿“艺术营城”能为建筑教育注入些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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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School: Three Centuries of Educating Architects in North America (The MIT Press, 2012), 86.

[2]笔者以下对西方建筑教育史的概括，主要参照了澳大利亚建筑社会学家Garry Stevens的提纲挈领的论文”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the West“:

https://www.archsoc.com/kcas/Historyed.html. 关于北美建筑教育史，笔者参照了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School: Three Centuries of Educating Architects in North America (The MIT Press, 2012).

[3] 参见Michael J. Lewis, “The Battle between Polytechnic and Beaux-Arts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School: Three Centuries of Educating Architects in North America (The MIT Press, 2012), 66-89.

[4] 关于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参见钱锋、伍江，《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1920-1980）》（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5] 关于建筑设计可以拥抱各类科技，但建筑学不应被缩减为“应用科学”本身，参见：Kenneth Frampton, “The Mutual Limits of Architecture and Science,” collected in Peter Galison and Emily Thompson eds., The Architecture of Science (The MIT Press, 1999), 353-373.

[6] 这种论断并非笔者发明，也不是新观点。笔者于1998-2007年间在美国留学期间，就频繁听到和读到这样的论述，例如Garry Stevens的”Why Architecture Should Leave the University“(2002)：（https://www.archsoc.com/kcas/leaveuniversity.html）。在近十几年，笔者基于自己在大学的教育经验，感觉在世界范围内，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7] 在这点上，笔者深受Peter Buchana的启发，参见Peter Buchana,“The Big Rethink Part 9: Rethinking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Vol. 232, Iss. 1388, (Oct 2012): 91-101,4.